——西南政法大学3位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讲述战场往事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西南政法大学雷成贵、潘伯华、蒲元春、卢锦生、王图政、吕绍成6位志愿军老战士，荣获该纪念章。

走近英雄，学习英雄。10月25日，记者和西政学生记者团成员，走近雷成贵、潘伯华、蒲元春3位志愿军老战士，聆听他们的故事，让历久弥新的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全班就一双毛皮鞋，大家轮着穿”

雷成贵：出生于1930年，四川渠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20军58师172团步炮连士兵。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10月25日，记者在西政沙坪坝老校区见到雷成贵老人时，他正和潘伯华、蒲元春两位老战友一起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时间仿佛回到70年前。1950年10月，第一批志愿军踏上抗美援朝的征途。雷成贵当时20岁，是步炮连刚参军的一名战士。

“我们抵达鸭绿江的时候，原先的桥和路都被敌军的飞机炸毁了，但是时间紧迫，如果选择乘船的话，这么一大批人肯定是来不及的，所以我们只能搭浮桥，白天敌军的飞机经常从头顶飞过，我们只好在半夜展开行动。”90岁的雷成贵有点耳背，但思路清晰。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他略显激动。

当时已是深秋，气温已经较低了，水浪一个接一个涌来，打在战士们身上。大家只穿着单薄的军装和解放鞋，冻得直打抖。雷成贵和战友们用绳子把木船绑在一起，然后在木船上铺木板。有时遇到敌机丢下几枚炸弹，木桥被炸毁，“班长带头下水继续搭桥，我和战友们也都毫不犹豫地下水绑绳子、钉钉子。”说到这里，雷成贵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

终于，在所有人的努力下，木桥总算搭建完成。“我们就冲着跑向对面，当时已经不按照班、排为单位了，大家只是向前冲，等渡过了鸭绿江再去寻找自己的部队。敌军的探照灯打在草地上，能看得清地上的一根针。”雷成贵说道。接近凌晨时，第一批志愿军部队渡江完成，雷成贵累得躺在草地上，草尖上已经挂满了霜，在探照灯下闪着锃亮的光。

过了江，部队暂时驻扎下来，粮食和衣服都很紧缺。于是，战士们到处挖野菜，混着麦糠一起吃。“有段时间情况还比较好，有机会吃上土豆，但是要行军，我们就把土豆揣在兜里，不过等再次拿出来的时候它已经硬得和石头一样了。”

那时气温已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全班就一双毛皮鞋，大家轮着穿。”雷成贵很多时候都把鞋子让给年龄较小的战友穿，这双破破烂烂的鞋子支撑了全班的整个冬天。

比起环境的恶劣，最残酷的是战场上的炮火。1951年6月3日，雷成贵所在部队向北转移，准备与兄弟部队会合。不料敌军乘机反扑，雷成贵和战友扛着步兵炮冲在最前面，就在这时，一颗炮弹落在雷成贵不远的地方，他的右手手臂被弹片撕开大约20厘米的口子，血流不止。雷成贵咬紧牙关，继续和战友扛着步兵炮撤退，还没出山口，他便晕倒了。

醒来时，雷成贵已躺在部队医院，整个手臂包扎得严严实实，这次受伤导致他右手臂神经损伤，五根手指至今无法自主屈伸……

1951年底，受伤的雷成贵回国，后被保送至西政法律系学习。大学毕业后，雷成贵在西政武装部任职，负责民兵训练，直到退休。

“看到这张照片，就能给我无尽的动力”

潘伯华：出生于1932年，四川犍为人，1951年6月入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31师91团战士。

和两位战友一样，潘伯华衣着朴素，胸前戴着纪念章，这是他一生的光荣。

在进入朝鲜前，潘伯华在国内学习军事理论，赴朝后在青年部工作。战场上，危险无处不在。有一次，潘伯华带着一队战士穿过一片竹林，刚从竹林区域离开，炮火就从天而降，整片林子陷入冲天火光……

为防止头部受伤后不方便医治，战士们都会定期理发，剃成光头或短寸。在参加上甘岭战役时，潘伯华头发长了，他正在屋里理发，一块炮弹碎片横飞而来，深插在潘伯华面前的木桌上，他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上甘岭战役打了40余天，很艰苦。但在坑道里、防空洞中、树林里，战士们都爱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潘伯华记得，歌声总是在炮火中、大雨中响起，“祖国在身后，我们就有无尽的勇气和力量。”

战士们最高兴的是慰问团的到来。那时，后勤条件已有很大的改善。慰问团带来水缸、钢笔、本子，也带来鸡蛋、面粉、罐头、糖等，战斗再难、再险，心有依仗、有寄托，都只顾“向前！向前！向前！”莫大的鼓舞和力量，让潘伯华等一众战士们明白“祖国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在战场上，潘伯华很想念家人，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张全家福照片。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祖国记着他的心愿，真的为他寄来全家福。“照片上是家人的盈盈笑脸。任何时候，我只要看到这张照片，就能给我无尽的动力。”忆及此，潘伯华眼角湿润了。

在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后，捷克送给了朝鲜一批皮鞋，而朝鲜把其中很大一部分送给了潘伯华所在的志愿军部队。皮鞋是褐色，很好穿，潘伯华回了国，一穿就是许多年。

“我绝不能让敌军有机可乘”

蒲元春：出生于1942年，四川南充人。1958年赴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130师独立卫生营战士。

身着灰色的棉麻服，头发花白，蒲元春手中紧攥着一个袋子。

干净的旧军帽、花布包裹的肩章、被红绳捆好的腰带……蒲元春将袋里的旧物一件件小心地拿出来展示给记者。

1958年1月，《朝鲜停战协定》已签署4年多，可战后重建工作仍在继续。志愿军来到南充招兵，年仅16岁的蒲元春应召入伍。

那是1958年大年初一，刚到朝鲜一下火车，迎接大家的是漫天大雪。“当时是大冬天非常冷，可我们一去就有了帽子、棉被、炕床，这都是国家给的保障。”被寒冷席卷之时，他得到了入伍后的第一顶军棉帽，这顶军帽被他珍藏至今。蒲元春回忆，自己被分配到卫生营，成为一名军医。

白天学习医学知识，晚上轮流站岗放哨。面对陌生的环境和语言，孤独常常裹挟着年少的蒲元春。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晚上站岗放哨，周围一片漆黑，没有灯火。蒲元春孤零零一个人站在岗前，紧攥着手中的枪，因为稍不留意就可能被敌军“摸哨”（暗中袭击敌方的岗哨）。所以，他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监视敌方，唯一支撑他的，是对祖国的信念。“为了祖国和人民，我绝不能让敌军有机可乘！”

1958年10月，蒲元春所在部队成为最后一批从朝鲜回国的志愿军部队。

后来，蒲元春还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复员后在重庆医科大学工作。1983年，他来到西政校医处工作。

“现在祖国越来越强大，我很骄傲！”年近80岁的蒲元春眼中的坚毅一如少时。他和两位战友都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奠定了新中国的重要地位，“年轻一代不要忘记历史，要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文/重庆青年报记者李永聪据《重庆日报》等资料整理（西南政法大学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