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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的力量 重庆志愿者服务已形成潮流

本文来源:重庆青年报

这是一座喧嚣的城市,不仅仅因为它在面积和人口上的巨大尺码,也因为近年来的一系列“大事件”……

这是一座喧嚣的城市,不仅仅因为它在面积和人口上的巨大尺码,也因为近年来的一系列“大事件”。

在各种宏大的叙事下,人们往往容易忽略,在这个“大都市带大农村”的特殊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着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令这座城市的根系扎向更深之处,从而得以在那些“大事件”中,不至于出现过大的摇晃。

贴近地面的力量,往往会被人忽视。这种源于草根的默默的力量,或许正代表着这个国家主流的迈进方向?

乡村实验

当了两年的“西部志愿者”之后,穆龙在2012年通过了“大学生村官”的考试,走马上任了。

他的“领地”,在綦江区扶欢镇的安育村,一个偏僻的山村,离贵州并不很远。在他之前,这里还没有大学生当过“村官”。

尽管也出身于贫寒的农家,但毕竟一直生活在校园里,穆龙并没有多少与村民打交道的经验,尤其是以“村官”的身份。何况,留在此地的村民,主要就是两类人:一类是留守儿童,一类是留守老人。所有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甚至在春节都难得回家。

这是中国典型的“空巢村”。

“安育村有454户人家,人口1929人,学龄儿童有252人,去年人均收入是6256元,其中四分之三是外出打工人员寄回来的钱。”穆龙对这些数字滚瓜烂熟。而在刚刚“空降”到这里时,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放学后满山疯跑的孩子们。

早年,这个村还有一所小学,但后来并进了10里外的另一所小学。每天接送低年级的孩子,成为老人们最大的体力劳动之一,一接一送,上下坡坎,光路途上每天就要耗去5个小时。而且,留守老人们既缺乏基本的文化知识,也缺乏时间精力——青壮年流失之后的农村,总是有着干不完的农活。至于孩子们,就只能“放养”了。来自农家的穆龙当时只有很朴素的担忧:“这样下去,这些孩子们长大后只能继续卖力气了。”

穆龙回忆说,当时虽然不知道怎么当村官,但至少还知道怎么和孩子们玩。他把这个当做了自己工作的突破口。

几天后,他趁回到镇子的机会,给孩子们买了两盒橡皮泥。回村后一拿出来,居然没有一个孩子认识这香香的、软软的泥巴是什么,这令穆龙有点心酸。

穆龙开始把村里的孩子们组织起来,在放学后和周末,给他们补课、读书,陪他们做游戏、看电影。这些额外的工作,迅速占据了他的休息时间,当他发现自己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后,就在志愿者网站上,贴了求助和招募的启事。

第二天开始,热烈的反响出乎他的预料。响应者不仅来自綦江和重庆主城区,还有外省的志愿者。精挑细选后,穆龙建立了一支30多名志愿者的队伍,给孩子们提供各种培训。那份名单上,登记的第一个名字,是他自己。

“下周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老师会过来。江北区一个当政协委员的老师,还要把城里的孩子带过来,和这里的孩子一起过‘六一’。”说到这些,穆龙很兴奋。

把孩子们“黏”在身边后,穆龙才发现,他也把村民们“黏”了过来,而这正是当村官最难之处。忙完农活的老人们,都愿意围在孩子们身边,也就是穆龙身边。村里的其他干部、甚至镇里的干部,都惊奇地发现,在安育村最容易召集村民开会。这在基层,向来是老大难问题,甚至一些地方不给“误工补贴”的话,村民根本不会来参加任何会议,这导致了一些政情难以传达。

更令村镇干部们吃惊的是,经过志愿者对孩子们的文明礼仪教育,连村里的老人们都受到了影响。老人们的卫生习惯、说话方式,都变得更为文明,原先张口就来的粗口,少了不少。原先开会,一些老人甚至习惯地把脚搁到桌子上,放松自己,如今则都知道这是对别人的不尊重。

带好了孩子们后,年轻的村官穆龙开始关注这里的留守老人。他最难忘的,是刚来时常见到村里一位70多岁的婆婆,儿女都在外打工,她经常坐在家门口唱山歌,一唱就是一天。穆龙说:“只有听过她的歌声,才知道什么是孤独。”乡村里的这些留守老人,和城市里的空巢老人一样,缺乏关爱,生活孤独。于是,更多的志愿者被请进了这个山村,走进了老人们的生活。

作为村官,带领乡亲致富,毕竟是穆龙最为核心的工作。他曾为村里申请了600株“琯溪蜜柚”,村民们挖了坑,直接把蜜柚栽下去,可怎么也长不好。后来问了专家,才知道这种蜜柚是要栽到土包上面的。这次挫折,比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更触动了穆龙,他自此坚信,农技知识和劳动技能的缺乏,才是造成这里贫困的主要原因。但是,相当拮据的村委会,哪里有财力聘请专业农技人员呢?他又想到了志愿人员。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农技专业人员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也开始进入这个偏僻的乡村,将这个山村的志愿者服务,提高到了“扶智”式“扶贫”的高度。

志愿者服务带给这个山村的变化是巨大的。村委会在原来的村小校舍中,拨出几间房给了穆龙,建起了志愿者“市民学校”。这里不仅成为孩子们的图书馆、活动室,也成为村民的文化中心。逢年过节,这里还成为亲情通讯中心,孩子和老人排着队,通过电脑和网络,与那些在远方打工的亲人们进行视频对话。

一支由营养专家和高级厨师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也在记者采访前后,悄然来到安育村,对村民的日常食材进行分析和调研,试图拟定该村的营养菜谱。这对他们也有相当的挑战性,因为这份菜谱有个前提条件,必须在不增加村民现有支出的前提下,通过烹饪方式的改变,将现有食材的营养充分发掘出来——比如黄豆,不应再简单地炒着吃或者炸着吃。何况,安育村的食材,都是真正的绿色食品。进展顺利的话,这将是中国贫困农村的第一份营养菜谱。而这个主意,也来自一位外来志愿者。

这种对生活细节的关注,正令志愿者服务走出“慰问”为主的单一模式。一些前来调研的社会学专家也告诫穆龙,当地志愿者活动已经有了如此高的民意支持之后,应当加快从“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化,外来志愿者的工作重点,不仅仅是帮助村民改善生活,更应该帮助村民建立起互助互动、自我服务的机制;只有当外来的志愿者撤出后,大多数服务还能够自我运作,这才是对安育村的最大帮助。

这成为穆龙眼下思考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成为扶欢镇试图在全镇各个行政村复制安育模式时,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

融入城市

第一次看见阳台上养猪,这让刚毕业的曾红目瞪口呆。两年前的那个初夏午后,他绕过一堆堆的垃圾,拜访这里的住户,没想到自己会自此扎根。

这里是重庆最大的公租房社区“民心佳园”,54栋住宅楼、1.77万户、5万多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移民”社区。这里的入住者,包括回迁的农民、附近工厂的工人、进城务工人员和刚刚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其中还有不少郊县及外省户籍者,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收入低。

住户们庞杂的来源和普遍的低收入,令这个社区在建成伊始,便频繁上演“文明的冲突”及“文化的冲突”。2011年的春节,有居民在网上发了一条帖子,列举了社区内的种种不堪,除了垃圾如山、鸡鸭横行之外,这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区,邻里冲突也十分严重,安全隐患更是随处可见——最雷人的事例,是居然有住户在家里私自改造管线,把天然气从厨房引到客厅里,烤火取暖用。

这个帖子所展示的乱象,着实令政府部门担忧,进行调查摸底也因此成为刚上岗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曾红的主要工作。曾红至今还记得两年前的“摸底”,除了脏乱差之外,他第一次看到了蔚为壮观的残疾车队伍——残疾人多,也是“民心佳园”的一大特色。

各方调查显示,这个社区的问题,不仅是就学难、购物难、交通难,最大的问题也在于其居民尚未适应城市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理念。引导居民“从农民转变为市民”,建立一所“新市民学校”,很快成为各方的共识。而依托志愿者服务,则成为主要的路径。曾红因此成为这个社区志愿者活动的牵头人之一。

出乎各方意料的是,原以为最初需要依靠“植入式”的志愿服务,但当招募志愿者的公告打出之后,社区居民报名十分踊跃。第一批注册的200多位志愿者,几乎都是这个社区内的居民。

60多岁的郑妈妈,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如今已经“官”至“文明礼仪组组长”——该社区内3000多名志愿者,分成了“文明礼仪”“成长关怀”“敬老助残”“法律援助”和“食品安全”5个组——的老太太,退休前是工厂工人。如今,郑妈妈每天与她的组员一起,巡视和维持社区的卫生和秩序。

她告诉记者,开展志愿服务前,这个社区里到处是垃圾、狗屎,居民间也经常吵架和打架,鸡飞狗跳。但是,即便如此,大多数居民们也有很强的愿望,想把自己的社区搞好,志愿服务正好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她不无自豪地说,如今这个社区的居民,去学校接孩子放学,都会在校门口排队,上公交也会自觉排队,这一点即便是北京、上海等地怕也很难做到。

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成为这个社区志愿服务最受欢迎的地方。志愿者主导的“市民学校”,第一课就是请电力、水务和消防部门的志愿者们,前来讲授安全知识。课堂就设在社区广场,挤满了人,其参与热情和求知欲望,大大出乎那些外来志愿者们的意料。

此后,志愿者“市民学校”举办的一系列活动,诸如夏季防暑解暑讲座、夏季保健讲座、老年保健讲座、消夏广场舞会、盛夏音乐会、家居艺术之折花培训、中秋送温暖等等,都在这个社区内一呼百应。针对社区内刚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志愿者们还带来了社保、小额贷款、创业就业等咨询服务,场场爆满。而社区内的居民志愿者们,则根据自己的技能,组成了很多专业小组,为邻里提供无偿服务。

这里的志愿者活动,甚至还引来了老外。四川外国语大学的美国教师约翰,每周六都会带着学生,换乘几次公交车,前来给孩子们义务教授英文。约翰带高年级的孩子,他的学生们则帮助低年级的孩子。居民多次想留下他吃一顿饭,表达下谢意,可约翰从来都是下了课就去赶公交回校。

约翰班上的一位9岁男孩,来自外省,其父罗志军从事摩托车配件批发。受到约翰的影响,他也加入了社区志愿者队伍。只要有空在家,他就去“市民学校”,帮着照顾孩子,维持秩序。小区学校放学时,这个组的志愿者们,都轮班充当义务交通引导员,在孩子们经过的所有路口“站岗放哨”,确保他们安全地通过马路。

对这些,罗志军考虑得很简单:“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加入志愿者,就等于是找到了一个机会,加入这座城市。”

“加入这座城市”,正是这个社区志愿者活动推出的初衷,也是这个社区的居民如此热烈地、自发地响应志愿服务的动力。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曾经脏乱差的公租房社区内,竟然能依靠本地居民之力,为某个病困家庭筹集起5万元善款;竟然能够让每个空巢老人都有对应的邻里志愿者,并能热闹地过上每一次生日;甚至,连最为老大难的物业管理费收缴,都不再成为问题……而这些转变,仅仅只用了两年,转变的主要力量,正是来自居民自身。

如今,曾红基本不用过问这个庞大的志愿者队伍的具体工作,在居民志愿者们的自我管理下,这个“市民学校”已经能够自如地进行自我运转。

曾红现在考虑的,是为空巢老人们建立一所“日托服务所”,不过这个计划对于他来说,还是有点大,一时还只是个梦想。同时,他也在想一些小事,比如附近菜市场每天都有卖不掉的菜,又无法搁到第二天再卖,他在考虑,能否动员卖菜户们也建立志愿者队伍,把这些“尾菜”收集起来,送给社区内特别贫困的居民。

和綦江安育村的同龄人穆龙相似,成了社区名人的曾红,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喊上他去“蹭饭”,甚至还有热心的婆婆们,张罗着要给他介绍对象,也算是另类的“志愿服务”。

“自驾”小区

这是蒲涛第一次面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教父级人物。

蒲涛是重庆鹏润物业管理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客人则是有着中国“福利房之父”称号的孟晓苏。孟晓苏曾经是央企中房集团的董事长,现任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

蒲涛所服务的重庆鹏润蓝海小区,如今已经成为诸多房企巨头悄然取经的所在,诸如万科等,都派人前来观摩,试图在自己管理物业的小区内进行推广。而蒲涛的“一高一低”,即物业管理费的收取率最高,达到了90%以上;业主投诉率最低,一年仅有1~2件。这完全得益于小区内的志愿者服务平台——“市民学校”。

鹏润蓝海共有1139户,与民心佳园不同,这个小区堪称典型的“三高”:高收入、高学历、高素质。而这种“三高”人群,也有着另一个特点:戒备心强,相互之间比较冷漠。对于物业公司来讲,这种“三高”业主并不好“伺候”,不仅眼界高、要求高,而且“维权”能力强,不好缠。事实上,从这个小区数年前入住后,业主和物管的冲突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改变是从一场悲剧开始的。

2011年,小区内的一位老人在家里去世,但直到数天后,邻居们闻到异味报警,才被发现。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小区,几个常在一起踢球的年轻白领,决心要在踢球之外,为小区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

志愿服务就在那时开始了。他们征得了物管公司的支持,在各个楼道内张贴海报,呼吁空巢老人们与他们联络,进而编制了小区内空巢老人的名单,发放“孝心联系卡”。每三位志愿者结对一位老人,排班探望,关心起居和健康,帮助解决生活中的种种不便。

比民心佳园更进一步的是,鹏润蓝海的志愿者队伍,完全由小区内居民组成。“三高”的特征,令他们实行了一种“去官化”的自治模式: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由大家轮流担任;志愿服务的内容,通过QQ群和微信群,民主提案、投票表决;志愿服务产生的费用,都由共同参与的邻居们AA制分摊。

这种完全自治、完全本土化的志愿服务,迅速得到了小区内居民的呼应。志愿者队伍扩大到了200多人,志愿服务也被分成了三类:

一是培训类,从消防安全、家庭教育到投资理财等,涵盖面很广,而这个小区的“三高”,也吸引了不少相关机构,因此从来不缺“师资”。

二是活动类,最受小区居民欢迎,志愿者们已经成立了歌唱队、舞蹈队、登山队、足球队等,还经常出去比赛、郊游等。他们甚至还组织了两届春节文艺汇演,家家户户争着出节目上台,以至于不得不在事前进行节目选拔和筛选。

三是公益类,除了小区内部的空巢老人关怀之外,他们还走出去,慰问敬老院等。

这种居民自发的志愿服务,得到了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的支持。经业委会批准,物管公司还让出了一定的办公场地,交由志愿者“市民学校”使用;志愿者们白天都要忙于各自的工作,相关服务的电话报名等具体工作,就由物管公司的工作人员代劳;对于较大规模的志愿服务,物管公司则主动承担基本的成本开支,比如居民春节文艺晚会的舞台布置等。

如此合作之后,志愿者“市民学校”便成为物管与业主沟通的主要桥梁。但凡物管公司要出台一些新的政策,都会事先通过“市民学校”与业主进行沟通,而业主们的不少意见和建议,也通过这个平台、在志愿服务中汇集起来,反馈给物管公司。

志愿者骨干队伍中,有重庆市级机关的两位年轻处长。作为小区居民和志愿者,参加了不少活动后,他们深有感慨:这里的志愿服务,真正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他们把志愿服务中的这种心得,带到工作中去,认为那种不断强化管理、却越管越难管的刚性工作思路,的确需要反思;“放水养鱼”、发动社会力量来实现自我管理,才是新时期更应该考量的新方式。

负责志愿者歌唱队的张阿姨,退休前是位小学语文老师。她组织了一大群小区内的老人,平时就在一起练合唱,走上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道路。这个30多人的老年合唱团,每逢元旦、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都会给邻里们献唱,很受欢迎,而且吸引了不少邻近小区的老人。不光歌唱队,志愿者“市民学校”建立的其他兴趣小组,也对周边小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志愿服务甚至令这个小区的二手房和出租房也跟着提升了档次。

走在这个小区内,居民们互相打招呼,对不相识者也能微笑点头,这种融洽的氛围的确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为稀缺资源。而小区内的明星人物,就是那些志愿者骨干们。记者采访时,其中一位志愿者骨干刚刚添了儿子,来自社区的礼物自然收了“不计其数”。

在这种已经处于“自动驾驶”状态的小区,“垂拱而治”的物业管理公司自然乐观其成。

基层暗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从山村、城乡结合部到CBD,重庆的志愿者服务,已经悄悄地形成了潮流。

毋庸讳言,在这背后,的确活跃着官方尤其是共青团的影子。重庆共青团的负责人坦承:民众自身对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和能力,才是这一悄然变化的根源;当地共青团所做的,无非是顺应这种需求,搭建了一个平台,推了第一把;最有价值的收获,就是在“志愿者到社区去”之外,要把“志愿者从社区来”作为真正的重点。

民众自身的参与和主导,令重庆的“全民”志愿者活动有了取之不竭的创意:比如一些小区的志愿者们组织了“四点半学堂”,将放学后的孩子们集中起来,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大大解决了上班族的后顾之忧;比如某个偏远社区的出租车司机们,组建志愿者队伍,已经在半夜里多次运送急症病人,堪称与死神赛跑;比如某小区志愿者在中秋节搞“孝心佳节”活动,组织小区内的孩子跟老人学包粽子、做点心,待父母下班回家一起吃……

今天,由共青团推动,当地居民、村民志愿者主导的“市民学校”在重庆已经达到2093所,并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蔓延至偏远乡村。这甚至让一些承受着巨大“维稳”压力的基层党政机构感到欣喜,因为他们看到了这种模式带来的巨大“和谐红利”。

作者 于东辉 学者雪珥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志愿者之路

现代志愿服务起源于19世纪初西方国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务,志愿活动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和发展了100多年。

1993年12月19日2万余名铁路青年率先打出“青年志愿者”的旗帜,在京广铁路沿线开展为旅客送温暖志愿服务。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自此展开。

1994年12月5日中国志愿者协会成立,全国各省级协会随后逐步建立,构建起组织管理网络。

1999年9月广东省通过国内第一部青年志愿服务条例。此后,南京市和山东省也先后通过青年志愿者立法,为全国的志愿服务立法奠定了基础。

2000年5月中国青年志愿者社区发展计划全面实施,“一助一”结对服务、服务站建设、大学生志愿者教育科技文化“三进巷”等工作有机结合,整体推进。

2001年3月注册志愿者制度实施,以青年为主体包括许多中老年人在内的志愿者积极报名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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