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通讯》在评价中共重庆地委领导的四川党的工作时曾这样指出：“四川负重责的吴、杨、童三同志，均忠实有活动能力”、“川省现实是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有别省所不及者”。

这里的童，便是指童庸生。童庸生，又名童鲁，1899年出生于巴县永兴场（现重庆市巴南区惠民街道）的一个封建地主官僚家庭，后来，他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用星星之火，照亮巴渝大地的革命之路。

不惧权贵敢于抗争

他是革命的开路先锋

“这是舅公以前的家，听老一辈说，舅公以前最喜欢读书，啥子书都看。”童庸生的外侄孙赵朝敏指着在巴南区惠民街道宜家桥一处农家小院说道。

位于巴南区惠民街道宜家桥社区的童庸生旧居

1919年童庸生考入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其时正当“五四”思想大解放时期，接受过西方思想洗礼的他投身于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在运动中，认识了王右木，参加马克思读书会。在“王右木先生的感化”下，建立起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开始“运用马克思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的一切问题”，把自己的命运和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联系起来。

1922年，为了抗议军阀侵占教育经费，成都各校学生大游行，以“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发表宣言，号召全川师生员工团结起来，维护教育事业，改革教育进而改造社会，开展平民与军阀的斗争。王右木、童庸生在高师校园开万人大会，揭露军阀们侵占教育经费的种种事实，群情激愤，会后组织请愿团、讲演团，游行大队。

这次抗议活动，得到成都、重庆等地学生纷纷响应，终于迫使省议会通过学生代表的提案，这一斗争取得初步胜利。1922年下半年，国民党熊克武派支持省长撤掉省一中进步校长陈光普的职务。童庸生与阳翰笙、李硕勋一起，带领各校同学，散发传单，反对政客严恭寅接任省一中校长，而官府不理睬。当严乘轿到校上任，一中学生激于义愤，砸烂轿子，赶走警察，严狼狈而逃。学生们即组织护校委员会，自已管理学校。此风一开，便蔓延全川。

1923年初，童庸生高师毕业回重庆，任教于母校巴师。他一到校，便投入活动，在重庆青年学生中积极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组织学习革命理论，培养学运骨干，先后在川东师范、巴县中学等七八所学校中发展团员，建立团支部，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童庸生还与肖楚女、杨闇公、罗世文等发起组织“平民学社”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政治周报》和《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宣传革命理论。在革命实践中，童庸生成为四川和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优秀领导人之一，并于1924年被选为重庆团地委书记。

1925年春重庆团地委部分负责人合影

“重庆多地成立团组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共产主义运动在重庆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黎余介绍，重庆多地的团组织成立后，在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参与和发动以学运和工运为主体的群众运动中起到主导作用，对推动重庆地区革命形势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力排众议加入中共

他是团结统一的使者

1924年1月12日，吴玉章、杨闇公等在成都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即YC团），后来，一部分人企图与中国共产党平起平坐。童庸生却认为已经成立了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单独成立“YC团”的必要。为了保证全川的马克思主义力量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他亲自说服“YC团”成员从大局出发，放弃错误要求，并全力支持杨闇公去上海找中共中央汇报。

而在此时，成员陈子于却三番五次变计拖杨闇公去上海的后腿，见状，童庸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人们在社会中的历史，只有奋斗和战争，儒弱不前的常受天然的淘汰，决难生存于世。我们对家庭，固应尽保护扶持之责，但全部的精神若只贯在这里，那就未免失了人生的真义了。”正是他的这番话说动了陈，改变态度支持杨闇公离渝去沪，寻求“YC团”与中国共产党合并的正确途径。

杨闇公赴沪前，童庸生通过恽代英向党、团中央推荐了杨闇公。通过接洽汇报，中央同意按中共党章规定，“YC团”成员由本人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杨闇公返渝后，童庸生与之紧密配合，使“YC团”部分成员实现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转变，包括杨闇公、吴玉章在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全川的马克思主义力量统一起来，为四川党的组织建立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26年2月下旬，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地委书记杨闇公、宣传吴玉章、组织冉钩。按照童庸生的地位和作用，理应成为地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但是团中央考虑他的特殊才能和四川的具体情况，团中央指定童庸生担任团地委书记，统一领导全川各地团组织。在筹建中共重庆地委过程中，童庸生积极向中央汇报筹集工作情况，推荐人选，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是四川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童庸生批注的《史记菁华录》

刘伯承信中赞扬他

是对革命忠诚的好同志

1956年，刘伯承在写给时任四川省委负责人李大章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于1926年在四川担任顺泸起义总指挥时，童庸生同志任党代表，这个同志是一个对革命忠诚，善于做宣传鼓动的好同志。”

这样一个全情投入为国为党的好同志，却差点遭到反动势力的加害。

事情发生在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无比悲愤，立即在全国发动了各界人民参加的追悼孙中山活动，形成了宣传新三民主义的高潮。此后，童庸生按中共中央指示，以个人身分参加了国民党，以国民党左派资格公开活动，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一名强劲对手。同年5月底，童庸生回到重庆，在重庆地委领导下，根据党、团中央指示，为加强国共合作，团地委采取多种方式组织青年，扩大左派力量。

国民党“二大”选举前后，军阀刘湘下令通缉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国民党右派闯入左派掌握学校殴打团员。

“舅舅，有人来了。”1925年的一天，童庸生的侄女赵佐珍跑进屋内，对正在开会的童庸生说。

“撤！佐珍，等会儿有人问起，你就说没有见过我。”童庸生说完，就从后门离开了。

看着童庸生离开，赵佐珍才打开大门。“你看到一个戴眼镜、穿灰布长衫的人没有？”门外，几个大汉气势汹汹地问。

“没有，没有……”赵佐珍话音未落，几个人又往外追去……

“从老家巴县宜家桥到重庆城，一般都要经过巴县长生桥，以前舅公总会在路过时到姑婆家坐一坐。在刘湘下令抓捕后，为了不连累家人，舅公几乎很少回家。”赵朝敏说。

面对恶势力的一次次威胁，童庸生并没有退缩，他与同伴一起商筹发展四川国民革命和给右派以“致命打击”的文件。除吴玉章在“二大”的《四川省临时省党部党务报告》外，在等待“二大”开会期间，童庸生执笔写了《介绍重庆的“四川平民学社”》和《右派的三民主义》两篇文章，赞扬四川平民学社激昂的反帝运动，暴露中国官场的黑暗及与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的丑相。《右派的三民主义》以熟练的笔法，列举右派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大量事实，为大会给右派分子的党纪制裁，开除他们的党籍，起了一定作用。

“二大”闭幕日，童庸生又发表了一个叫《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成绩》的“代表意见”，比较了“一大”和“二大”的形势，欢呼左派取得的胜利。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1927年1月，童庸生按照中共中央的计划启程赴苏，先就学于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1928年11月，再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专攻军事。次年3月，他学成归来，由党中央派赴回川工作，在搭乘轮船返川途中，于安徵安庆失踪。至此，杳无音讯。

他像一颗璀璨的明星，正当光芒四射的时候却骤然消失。

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共产主义先驱，1945年，中央组织部认定童庸生为革命烈士。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谭柯 实习生 曹妤 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