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斜杠老年”的生命故事
陆晓娅：我相信我的生命还有许多可能性
近期，一本封面为橘粉色，名为《给妈妈当妈妈》的书在网络上被反复推荐。作者陆晓娅通过35篇陪伴手记，回顾母亲从初患认知症直至离世的全过程。
陆晓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过名为“影像中的生死学”的公共选修课，报名者众。后来她将此课的教学实录写成《影像中的生死课》一书，其跨学科、高互动、激发学生思考和参与的课程设置，令人向往。
而陆晓娅长达27年的身份，是一名报社编辑。在上世纪90年代任职期间，她创办了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的“青春热线”，颇具社会知名度。2008年退休后，她还曾和热线志愿者一起创办公益机构“歌路营”。这期间，她的母亲出现了严重的记忆衰退，患上了认知症。
《给妈妈当妈妈》的简介中这样描述她：“在身为人女的陪伴过程中，面对逐渐失去感知能力的母亲，她自身专业的心理学理论和技术被自然而然地运用”。
都是寸劲
年过六旬的陆晓娅自称“斜杠老年”。15岁下乡时，她在同行知青中年龄最小。1972年，18岁的陆晓娅被招收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忆及当初，她觉得有不少“现在想来很寸的事”。
当年工农兵学员招生，各大学留校老师组成小组亲自下乡挑选，他们为了招生“要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陆晓娅便幸运地遇到了走遍陕北把她带到北京师范学院的朱榕老师。
陆晓娅到县里参加面试，老师让她念一段中文书，又问了几个问题，便结束了。事后陆晓娅想，可能老师看她年龄小，想培养她学外语。走出面试地的大门时正碰到朱榕老师进门，他看陆晓娅像知青，就把她截住问问题。“问的是《红楼梦》。”那时陆晓娅不仅已通读过《红楼梦》，还涉猎了相关的研究文章以及文学史，因此并没有被难住。陆晓娅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戏，在焦急的等待中，公社突然通知她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录取了，要她到县里报到。
陆晓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同一个县插队的，有北大附、人大附等学校的知青，那些她眼里的“才子才女”那年都没能被录取。
大学三年后毕业分配，陆晓娅去到了北京五十五中。作为学校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教师，陆晓娅教了六年语文，之后还成为东城教育局语文教研室最年轻的教研员。
第二战场
80年代初，陆晓娅参加了《中国青年报》的招聘考试，初试成绩名列第二的她顺利进入中青报并在科学部任职。
科学部是由中青报的优秀编辑李大同启动的。李大同看过陆晓娅的一些采访报道，在文章里读出了写作者的激情，他便邀请陆晓娅一起创建新部门。陆晓娅回忆：“那时候我们科学部的口号是‘凡有知识分子活动的地方，都是我们的报道范围’。”
新部门里的年轻人学习热情高、工作动力强。一次偶然的机会，陆晓娅在西单街头看到一个心理咨询中心，对新鲜事物怀着强烈好奇心的她跑去采访，由此了解了心理咨询，并产生了“这事我能不能做”的念头。
于是，陆晓娅创办起了“青春热线”。她认为这可以帮到很多人，而且“做起来不是很难，只需要一间办公室和一部电话，再招募一些经过培训的志愿者”。陆晓娅很快向报社提交了方案并征得了同意。
“青春热线”的志愿者里有医生、编辑、记者、会计，呈现出一个多元样貌的社群。陆晓娅聘请高校的心理学老师为志愿者提供培训。除了热线电话，她也曾和志愿者们一起参与心理危机干预，为青少年举办夏令营，甚至还改编并演出了美国著名家庭治疗师萨提亚写的话剧《心的面貌》。话剧在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月期间演出时，大学生们反响热烈。陆晓娅认为，这是自己在报社生涯之外开辟的第二战场。
在这个“战场”中，陆晓娅希望自己更具专业性。1998年，陆晓娅师从香港中文大学林孟平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始系统地学习心理学，读完硕士班又读了博士班。如今回想起来，她说幸亏当年要强，为自己的后半生做了最重要的投资——不仅学到了新的知识和技能，发展了新的社会关系，还有了生命成长的意识。
心灵春天
陆晓娅给人以亲切、慈爱之感，接触时间越长，便越能体会到她心灵的豁达。而她表示，在学习心理学之前，自己是严肃认真、一本正经的。比如在报社做记者时，她的手写稿送到总编室，编辑可以一字不改地发排。陆晓娅感叹：“他们就觉得陆晓娅的稿子好，可是没人知道我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所付出的代价，那是一遍一遍地重抄，不断追求完美的结果。”
通过学习，陆晓娅知道追求完美的一部分心理基础是缺乏安全感，“害怕得到不好的评价，非常希望别人肯定，于是花很多时间在非创造性的工作细节上，这其实是影响创造力发挥的。”她细细琢磨，知道自己心中的冰块来自于童年时期和母亲的疏离。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陆晓娅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日子寥寥可数。她一岁多被送到外婆家，五岁开始一个人在北京上幼儿园、小学，15岁到陕北插队。
学习心理治疗的过程给陆晓娅的心灵带来了春天。她开玩笑说，自己从一本正经变得“越老越不正经”了。如今的她可以幽默地写作，文字中甚至包含了儿童的天真、好奇和顽皮。
就是这样一个虽未感受过多少母爱，但有不少心理学知识的人，要给患了认知症的母亲当妈妈。
什么是认知症？陆晓娅在书中引注中国认知症领域倡导者洪立的话：过去，人们把认知和记忆退化方面的疾病叫作“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等等。但是，一方面“痴呆”“失智”有歧视的味道，一方面阿尔茨海默症只是这类疾病的一个亚种，因此国际上已经逐渐用“认知症”“认知障碍症”作为这类疾病的名称。
在陆晓娅的陪伴记录中，可以看到她面对逐渐失去感知力的母亲，凭借自身专业的心理学理论和技术，通过理解、接纳、亲近、呵护去延缓病魔对母亲伤害的过程。这期间，她们重建了母女间身心的沟通，隔阂也慢慢修复，甚至母亲带给她的童年创伤也被缓缓抚平。
执着公益
陆晓娅一直希望“青春热线”成为公益机构。2008年退休后，她立刻和原热线资深志愿者杜爽一起将之付诸实施。杜爽是中国经营报记者，小陆晓娅19岁。她们成功创建了公益机构，服务于留守儿童。两个人一起工作5年，兴奋，辛苦，并执着。
第一次到学校，陆晓娅就被校长带到一间初二年级教室，这个班的班主任因为生病未能到校，校长请陆老师代课。仓促上阵的陆晓娅急中生智，带孩子们做起了活动。她让孩子们写下心中的北京，有的孩子写北京好大，有的孩子写北京好小。陆晓娅进一步问孩子们的理想，发现很多想留在城市，尤其那些出生在北京、从未回过家乡的孩子。
于是，她们设计了“芝麻开门”活动，帮助那些身居城市却对其陌生的孩子了解城市，带他们坐地铁，逛公园，处理遇到的问题。学习了叙事治疗后，陆晓娅深信：每个人都可以重新建构自己的故事，找到新的自我认同，发掘出生命新的可能性。
这也包括大学新生入学后的适应问题，农村孩子突然进入陌生的大都市，前十几年的生活经验都用不到，有些便会出现适应困难、茫然无措的慌张心理，继而产生自卑情绪。陆晓娅曾为刚到北京入学三个月的新生做心理疏导工作，她发现那时学生们的负面感受远远大于正面感受。有的学生写下的细节让人意想不到：比如在大学校园里迷路，普通话说不好，有两个来自同一地区的同学互相提醒吃面条别吸溜……“他们写的这些细节，每一个都容易打倒他们。堆积起来，会使人自惭形秽。如果再有外界刺激，就容易爆发崩溃。”
陆晓娅曾请学生用“我”为开头写诗。一个刚入学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写下“我是一个卑微的人”。陆晓娅认为这不是他的谦虚，而是突然看到巨大差距而产生的自我怀疑。而这些心理状态，及时发现都可以引导。
探索生死
60岁时，陆晓娅又一次转型，退出歌路营，到大学任教。原因之一是母亲的病需要她更多付出，歌路营的忙碌使她的时间捉襟见肘；原因之二是她喜欢读书，很多人生积累都适合与大学生交流，她想在大学校园开设生命教育课。她设计的课程，北师大也欣然接受。
陆晓娅喜欢电影，于是想到将电影作为思考的平台。因为电影中的很多场景都会带来情感的触动，也可以打开思考的空间。所以，她开设了“影像中的生死学”这门会让学生产生好奇的课程，这门课一开就是5年。
陆晓娅的课堂上有大量的讨论环节。她认为，不同年龄段的人观影会有不同的感受，讨论中就有碰撞。一个点的认知，有可能因为不同视角的触动而松动，从而获得心理空间，而有了空间才可能容纳其他观感。
很多学生的学习发生在课堂外，主动写作，记录课堂感受。“常常在课后的第二天，我一打开邮箱就发现学生发来了邮件，有的学生写得很长，很多思考真的很棒。”这是陆晓娅想要的，也使她确信学习和思考真的发生了。她相信，这些毕业后很多要成为教师的孩子，会带着思考继续往前走。
对于陆晓娅来说，和年轻学子们探索生死，也帮助她整合了心理咨询、阅读等多方面的经验，继而促生再思考、再创造。
好的告别
最近陆晓娅在读《好好告别》，是国外一位从事安宁疗护的医生所写。她越看越觉得“好的告别是人生的圆满，好的告别不仅是生理上没有痛苦，同时也是内心没有遗憾，没有挂碍，没有恐惧。有研究认为越是没有充分活过的人越怕死，所以要不怕死，先得好好活，充分地活”。曾六上手术台的她认为，对生死需要事先有思考才好面对。
陆晓娅的母亲走前，护工给母亲洗了头发，干干净净的，她和妹妹给母亲穿上了心爱的丝绒旗袍。母亲去世后，陆晓娅虽然感到哀伤，但是没有遗憾，十几年的陪伴，全家人都尽了最大努力。她和母亲的关系，也已经变得亲近。
在结束了照护母亲13年的长跑，用《给妈妈当妈妈》为母亲留下纪念、为这段陪伴的日子留下记录之后，陆晓娅开始写作新书《旅行中的生死课》。壮丽的大自然、博物馆中的艺术品和故居中的生命印迹，都带给她许多思考，也让她不断地问询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
为了出国旅行，为了预防认知症，陆晓娅从63岁开始学习英语。2020年她读了6本英文书，组织线上英语读书小组，来自4个国家、5个城市的同好共读欧文·亚隆的《浮生一日》，每周的线上分享，都让大家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珍贵，同时也一起思考和相互碰撞：尚年轻或正在衰老的自己，面对未知的世界，生命还有哪些可能性？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图/陆晓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