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九零后》上映 导演徐蓓接受专访

所有的结局亦是开端 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而已

有一种老师叫作“先生”，有一种教育叫作“通识”，有一种情怀叫作“祖国”，有一种精神叫作“刚毅坚卓”，有一所大学叫作“西南联大”。西南联大这所传奇大学一直为后人所瞩目。2018年纪录片《西南联大》播出时，网络评分高达9.4分。时隔三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摄制的纪录电影《九零后》作为《西南联大》的姊妹篇，于5月29日在全国公映。

《九零后》是一部用16位联大学子的真实口述表达西南联大精神的电影。在导演徐蓓心中，不同于纪录片《西南联大》的宏大，《九零后》自始至终是从学生回忆的视角来体现西南联大的历史。徐蓓认为，接触西南联大选题是特别幸运的事。从2016年底至今，通过几年的采访，徐蓓绘就了“西南联大人”的群像。

一个新的自我从土壤里长了出来

徐蓓坦言，因为在一段时间内密集地与特别优秀的人交流，当这个片子做完时，感觉好像有一个新的自我从土壤里长了出来。这些熠熠生辉的生命也都留在了她的记忆深处。

马识途是重庆忠县人，与徐蓓算是同乡。2017年，徐蓓团队在拍摄《西南联大》时，马先生正在病中，未能采访。再见马识途时，老先生已是105岁，是徐蓓所见联大人中年龄最长的一位。徐蓓回忆，当时一想到要站到他面前，心里就莫名地害怕，“因为从来没有采访过这么资深的老人。”

考虑到老人的年纪，徐蓓只对马先生做了两次采访，但是每次采访他都能说上两三个小时，对联大的历史和过往如数家珍，记忆力惊人。采访和拍摄都结束后，马识途写了一句话：“年轻是一笔财富，可是它也可能成为负担，就要看你如何生活。”徐蓓认为，这是马先生送给年轻人的礼物。

对巫宁坤先生的采访是在美国进行的。约好10点钟，巫先生凌晨2点就起来等待，“他说是因为心里激动，睡不着，看错了时间。他穿着黄色衬衣，坐在我对面，让人不由得心生感慨。”徐蓓回忆，巫先生的性格依然天真烂漫，他回忆起同学、老师时，心直口快，甚至“口无遮拦”。他回忆汪曾祺，说汪曾祺“写东西很好，可是他的英文不及格，读书也不用功”。还吐槽他的老师吴宓先生，说吴宓讲课差点意思，而且专门强调“他的英文不行，有陕西口音”，然后很骄傲地说：“我们觉得，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一帮优秀的同学在一起，才能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喜欢这样。”

徐蓓还回忆起许渊冲、杨振宁。2019年，时隔两年再见到许渊冲时，他相濡以沫的老伴已经去世，徐蓓不太敢想象许先生如何面对家庭的突然变故：“我们去时，打开门还是那个小屋子，只能摆一个机位，拍一个镜头都要想半天办法。那时他正在吃早饭，脖子上还垫了个东西，像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在吃他心爱的奶油蛋糕。”当许先生抬起头来时，徐蓓依然能发现这个老人在两年时间里的变化，但是在随后的采访中她知道，老人的习惯仍然是每天早上起来就打开电脑工作，“100岁的老人家啊，脸几乎要贴上电脑屏幕了，还在翻译英文。”

许渊冲评价了外文系以及其他系的很多同学，特别好玩，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比他们都强”。好不容易说巫宁坤英文好，还要搭上一句“他的法文不行”。后来徐蓓忍不住问：“在您的同学中，有您佩服的吗？”有，许渊冲佩服杨振宁。

杨振宁也很厉害，思维极清晰，而且绝不啰嗦。徐蓓回忆：“给我们一个小时采访时间，他一坐下来就开始讲，然后回答问题，最后说，‘还有几分钟，我回答你最后几个问题。’一个小时结束马上站起身，‘我们的访谈结束。’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比起西南联大前辈　

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太简单了



许渊冲先生在翻译王尔德的作品

徐蓓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生，走的是一条标准升学路。上大学、毕业、工作、读硕士深造，做纪录片导演是偶然中的必然。本科就读于四川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读书时只知道好好学习，从没有认真想过学习的目的。毕业后，顺利进入心中神圣的媒体行业，到重庆电视台工作。她那时想的是，媒体能够记录生命百态，希望自己过一种更平面的生活，所谓平面，就是在职业里可以得到最广泛的社会接触和人生体验。

90年代中期，徐蓓在电视台开始接触纪录片。“当时重庆电视台还没有人做，我们得找很多渠道学习。但那个时候，中国纪录片行业里出了一批可能现在都没法超越的电影，有思想深度、有影像魅力。”徐蓓由此笃定自己喜欢的是纪录片。

不是纪录片专业，也没有学过影视制作，徐蓓最初做片子基本上就是野路子，每一部片子的制作周期都很长。2005年，徐蓓申请到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攻读硕士。选择社会人类学，也是因为做纪录片的经验，她觉得“之前做纪录片类似田野调查，说是影视人类学作品也不为过”。

一年多的硕士课程，对徐蓓的改变非常彻底。徐蓓总结，人类学的方法是让人学会从微观角度去观察，“无论是一个人、一群人、一个事件或一段历史时期，人类学能使你的描写抽去空洞和概念，带有更多的精微细节。”

剑桥的学习经历支撑了徐蓓之后的历史纪录片创作。无论是之前的《大后方》，还是后来的《西南联大》，今天的《九零后》，以及正在筹拍的《卢作孚》，徐蓓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具体人物和事件的构思上。

“但是比起西南联大的那些前辈，我们这代人的经历真是太简单了。他们上学的时候就有明确的学习目的，这带给我强烈的震撼。”徐蓓说。

克服困难是工作常态  

遗憾的是，很多老人已无法重新拍摄



5月15日，《九零后》媒体专场，导演徐蓓（中）与103岁的西南联大校友吴大昌先生（左）和杨苡先生女儿赵蘅（右）映后合影

《九零后》的制作过程中，徐蓓和团队每天都在遇到困难，她觉得很难说哪一个困难更大，因为克服困难是工作常态。“如果非要讲一下，最大的难度还是很多想法无法实现。”

无法实现的困难，是徐蓓摩拳擦掌计划将所有老人家重新拍一遍的时候，发现好几位已经去世了，还有一些住进了医院。“首先是美国的巫宁坤和刘缘子去世了，后来罗振诜先生也走了，那些活着的先生我们也都联系了一遍，除了许渊冲和杨苡先生可以重新拍摄，很多人的条件都不允许了。”徐蓓伤感地想，《西南联大》是他们最后一次接受采访，实在是抢救下来的一批影像资料。

为了整体节奏和结构的需要，徐蓓也忍痛剪掉了不少素材。比如整整4分钟的关于西南联大老师的回忆。有许渊冲回忆钱钟书的，还有回忆陈岱孙的。

陈岱孙是清华经济系一位非常帅的教授，他有一个习惯，永远都穿西装，而且每逢节假日，会在西装口袋里别一朵红玫瑰花，大家因此有很多猜测。上课时，如果他的课是上午最后一堂，他一定会戴两块手表，而且告诉学生，“你们要专心听讲，不要担心拖堂，我戴了两块手表，钟点一到，准时下课，绝对不会影响你们吃饭。”

还有杨苡先生回忆沈从文，杨苡与沈从文住隔壁，在同一个小院里。每天晚上沈先生睡觉前，如果看到杨苡的小屋灯还亮着，第二天就会跟杨苡说：“小姑娘不错，还比较用功。”如果杨苡的灯熄得比沈从文早，第二天他就会告诉杨苡：“这样不行，要用功。”

这些精彩的师生关系，都没有能呈现出来。实际上，徐蓓团队想了很多办法，宁可牺牲掉电影影像的酷炫，也要让这些老人说话。因为留存下历史是第一位，其他都是第二位。

诸多因素的限制使徐蓓努力通过后期剪辑，在语言节奏和内容上做突破，宗旨是展现西南联大群像，让他们一群人整齐地出现。所以在剪辑台上，她能克服多少就克服多少，如果留有遗憾那就让它留一点遗憾。

这一切困难的源头，可以归于徐蓓对《九零后》的创作期待：她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将西南联大历史相对完整地展现出来，同时还能够留有思考余地。“因为如果只展现历史，可以采取很多方式。但在西南联大已经有纪录片的背景下，我必须问自己的问题就是：怎样阐述这段历史？”徐蓓的答案是，通过这样一群人物，试着回答“西南联大为什么能”这个问题。“因为人们谈起西南联大，就要说它那一串闪光的数字，而我觉得数字背后的问号应该提出来，那就是为什么它能？”

在这样的思考中，徐蓓花了宝贵的片时让巫宁坤、潘际銮、许渊冲先生讲述抗战初期他们在做什么、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带领大家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让大家意识到，抗日战争并不是历史书上的文字，对于西南联大的学子们，那是活生生的现实。

“这些人的共同点是爱国，求学报答祖国、建设祖国的心愿非常强烈，强烈到让今天的年轻人一方面高山仰止，一方面又不太理解。”徐蓓觉得，这是因为那一代人在青春年华遭遇故土山河沦丧，被迫中断学业，目睹人民生活水深火热，救国是他们的一个强大动力。而一旦年轻时埋下了这颗种子，就定型在了心中。“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很大因素是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以，徐蓓希望，《九零后》公映后，经过时间的沉淀，最终成为一个档案。因为所有的结局亦是开端，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而已。

中英文片名

共同构成一个有意思的标题



杨苡先生在送给导演的《呼啸山庄》译著封面内页中写道：友谊长存
 

《九零后》的英文片名是《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徐蓓曾考虑过要不干脆中文片名就为《当他们年轻的时候》，但又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在昆明拍摄一段时间后，团队成员在一起讨论时，徐蓓不禁感慨两年过去，老人家们又长了两岁，都是90岁向上了，突然就有人说片子叫“九零后”吧。

这是个令人眼前一亮的主意，其中的新意和吸引力毋庸置疑。

杨苡先生是一个极为有主见的人，徐蓓非常喜爱她。《九零后》片头有一段杨苡先生的独白，说她17岁时就和巴金通信；说她最崇拜的人是她的哥哥杨宪益。谈到杨宪益时，杨苡满眼泛光。一位100岁的老人，还为她的哥哥，一个有着天纵之才的翻译家、诗人而自豪，那一幕令徐蓓回味良久。

拍摄杨苡的最后一个镜头时，在老人的房间里架了两节轨道，放着背景音乐。在音乐的节奏中，杨苡款款地讲述着。摄影师慢慢把镜头拉开拍摄，再拍。完成后，徐蓓走过去俯身对耳音已弱的杨苡说：“杨先生，我们拍完了。”这时候，徐蓓突然发现杨苡眼里有泪，“那时放的音乐就是《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这是我们镜头背后的故事。所以，那首背景音乐的名字成了《九零后》的英文名，大家一看就能心领神会，它们俩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意思的标题。”

徐蓓感叹，杨苡先生是一块瑰宝，她送给她的《呼啸山庄》扉页上写着：“徐蓓小友，友谊长存。”徐蓓有时拿这本书出来看一下，就觉得心里非常温暖。

徐蓓说自己现在没日没夜地努力，是在想各种办法使《九零后》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她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电影院里完完整整看完母带后和同事说：“我有一种在看另外一个东西的感觉。公映就那么一段时间，期待有更多的观众能够到电影院里去看。”她和杨苡先生的女儿赵蘅说，特别希望杨先生本人到影院里去看，虽然她知道不太可能做到。

徐蓓现在忙碌于《九零后》的宣传路演，马不停蹄。她看到有观众留言说：“看了这个片子要热爱学习了。”“观看《九零后》之后想不负此生。”她在感慨之余盼望这不是三分钟热度，她觉得如果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能够看得进去，能够对片中人物有思考的话，便是带给她的最大的成就感。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图/徐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