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革命者》上映
李大钊的扮演者张颂文：
我只演出了守常先生的冰山一角
表演是个感性的活儿，但张颂文却像个科研工作者一样“较真儿”，凡事都爱问个动机、问个为什么，以至于经常把导演、编剧“逼”到求饶：“你随便吧，按照你自己想的演就可以。”
在电影《革命者》中扮演李大钊先生也是如此。张颂文想弄明白李大钊何以从一个乐亭县大黑坨村的农民，成长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何以有如此坚定的信念，让他在牺牲面前那么坦然？张颂文说：“李大钊先生的那种大无畏精神，不是我的思想格局能够得着的，我生怕我因为不解而产生不敬，因为我不解就会演出迷茫，观众就不会接受。”
如今，《革命者》上映，张颂文说他的内心很忐忑，拍摄时他担心自己演不好守常先生，现在，他又担心观众能否接受，“这是我从业以来最不自信的一次，我不可以用表演技术去塑造李大钊这个角色，否则，我是对不起他的。所以这次，我更多的是试图能理解他、走近他。”
从李大钊的幼年开始研究
绝不能演砸李大钊
电影《革命者》以李大钊上绞刑架前的38小时为倒计时，采用多视角的叙事结构，从出身不同阶层、持有不同理念、身处各类群体的多组角色入手，从父亲、丈夫、师友、对手等多重身份，对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全面解读。影片还原了一个更有血有肉的革命人物形象，更具烟火气，更有人情味，李大钊不只活在文献史料里，更活在一粒一粟、一血一泪当中。
接到出演李大钊的邀约时，张颂文脑海中蹦出的四个字就是“无上光荣”。“我何德何能能演李大钊，太荣幸了，接下来想到的就是‘麻烦了’，担心这个角色我能不能演得了。”张颂文回忆道。那时离电影开拍还有一个半月，还没给剧本，张颂文的回复是试试。“我跟他们说最好找备份演员，‘万一我准备中觉得自己不能胜任，我马上告诉你们’。我不想打没有把握的仗，李大钊这个人物是不能承载失败的。作为演员，你一生中有很多角色可以演，演砸了也行，但是我绝不可以演砸李大钊。”
答应试试之后，张颂文埋头15天看了大量资料，李大钊在张颂文心中的形象日益丰满。张颂文说，在这些资料中，李大钊的幼年成长经历对他触动很大：“李大钊的父母早亡，他被爷爷带大，小时候也遭遇过很多白眼，被骂没爹没妈。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发展为两个极端的人格，要么极度自卑，要么自强不息。李大钊是后者，他接受的教育和他强大的自律能力，让他慢慢成长为一个伟大的人。”
讲起李大钊的故事，张颂文滔滔不绝，他说守常先生的爷爷曾经为他请了三位私塾先生，一位比一位厉害，第三位先生甚至曾经到国子监参加过殿试，“这位私塾先生不但有真才实学，而且是见过世面的。李大钊虽然生于农村，但他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之后又接触到西方科学，之后又去了日本。他的自强不息，强大的自律能力，他的学识、眼界，让他能够在中国最为至暗的时刻，看到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与其抱怨黑暗，不如提灯前行。”
出演之前，张颂文对扮演李大钊一事充满敬畏感，“我每天出发去片场时更多是忐忑，我对自己演的每个角色都充满敬畏，但是这次是‘敬畏之最’，而且演完之后更敬畏了。”
不能接受只被认可外形
喜欢即兴加词加戏
对于伟人李大钊，史料多是阐述事件而极少阐释性格，张颂文认为这是表演的难点，“我怕自己无法演绎出一个真实的李大钊，很怕这是张颂文的理解，不是李大钊的真心。审片时，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和李大钊之孙李建生写了一个公函，里面写了很长一段关于我的表演，我很激动，我觉得能被他们认可很重要。他们觉得我演出了祖辈，演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就很高兴。我怕我演成符号，别人说你样子很像，那是剧组化妆老师的功劳，不是我演的样子，作为专业演员，我不能接受人们只说我外形像。”
李大钊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如何演出那种坚定的内心让张颂文也想了很久，“我想要不要演出他的犹豫，坚定是不是就没有思考？我需要做选择。反复掂量之后我觉得不对，如果一个人不思考，毫不犹豫地说答案，那其实挺不对劲的，最大的坚定应该是深思熟虑后的坚定，那才是信仰的力量。”
张颂文喜欢即兴发挥，情绪到了灵感来了，他就开始发挥了。有一场戏是拍李大钊和老百姓在农田，导演让他随便演，耕田也行，聊天也行，“我就看见旁边一位老人家在抽烟袋，用麦秆点着，我突然觉得不错，就跟导演说我要抽烟，导演说拍抽烟未必能播，我说不管，先拍了再说。我就坐地上，刚坐下，一条老黄狗就过来了，坐我旁边，抽烟袋的老人家和我聊起家常，问我家里种地没，水稻的水从哪儿引。我说想试试老人家的烟袋，他便把焦黄的烟袋递给我，刚抽一口，太呛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抓到了李大钊的一个气质。他这么有名望的人，为什么能和百姓打成一片，我觉得自己在那一刻突然就能感受到了。”
张颂文还会即兴加词，例如片中他问妻子赵纫兰：“你觉得我做的这个试验能成功吗？”这是张颂文自己加的：“因为我要演出李大钊的人性，他除了坚定，也有矛盾、脆弱和犹豫的地方，这些侧面会让这个人物更立体。”
片中，李大钊倡议上海工商各界联合起来罢工一小时，威胁俄国使馆交出暴徒，最终一番交涉罢工三小时，俄国使馆无奈交出暴徒，他们对李大钊心怀恨意，说让他等着，而李大钊淡定地回道：“Welcome to China”。“这是我临时加的台词，中国当自强，不是今天才提的，已经提了几百年了，每个时期都在提，我辈需崛起，华夏当自强。”
做“表演指导”过演员的瘾
不要盲目相信名气带来的安全感
张颂文如今已成为公认的“演技派”，他大器晚成的故事也颇为励志。24岁才考进北京电影学院，他是当时全校年龄最大的学生。后来，张颂文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毕业，备受老师的期待，没想到毕业后三年没戏演，共被七八百个剧组拒绝。
三年之后，张颂文开始接到很多小角色，慢慢地，他在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被发现，更因电视剧《隐秘的角落》而大火，被认为是个“宝藏演员”。
做演员默默无闻的那些年，张颂文在演员圈内却是个“神人”，他以“表演指导”著称，很多人不会演戏，别人就会推荐去找张颂文。
提及何以会做表演指导，张颂文讲述说，自己没有演戏的机会，所以只能在当表演指导时过演员瘾，“我那时太想演戏却没有机会，我教他们比他们自己演时还投入。”张颂文说让他想不通的是，大家认可他的指导，可是为什么还是不让他去表演呢？“这个行业特别相信安全两个字，我现在稍微好点了，大家说‘找到他，戏就有保障了’。在他们看来，当年的我没有名气，戏就没有保障，连试戏机会都难有。”张颂文对此有些无奈，市场应给予新人演员更多机会，“我希望这个行业不要盲目相信所谓名气带来的安全感，我从来不相信，明星能带来票房保证。”
爱问动机 为此还上了心理培训班
熬了三年没戏拍后，张颂文接到了一个小角色。副导演和他说是和男女主演一起拍戏，到片场他才知道，原来是男女主演在一起吃饭，他和六七个人在后面吃饭，“30元一天的群众演员，我不能说不演，因为如果不演，别的表演机会也不会有。”
但这次表演并不愉快，因为张颂文不停地提问，这角色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多大年纪？人家说不用管叫什么、做什么工作，就你这个年纪，他又问人物是什么性格，人家说你就坐那儿吃饭就行了，他又问这个人物的父母是什么教育水准，人家说你不拍就走吧，后来再被追问，就说让他走。
对于张颂文来说，他扮演角色，不管是在镜头外的50米还是100米，他都想知道这个人的来龙去脉，怎么来的，做什么的，最近看了什么书？这种“十万个为什么”的追问精神让张颂文将编剧折磨得很苦，也促使他阴错阳差地上了中科院的一个心理培训班。
那是2009年，张颂文讲述说他在演戏和教表演过程中，无法和编剧达成一致，他跟编剧说开场和后面不对，从这个人物的性格考虑，他做不出后面的事，是不成立的。编剧说要的是故事好看，“‘你说性格不成立，那你说说他性格是什么’，我说不出来了，我只能说个皮毛无法说服他，所以，我得去了解性格。有人给我介绍巴甫洛夫的心理学，朋友还帮我报了个心理培训班，说我被录取了，我背着书包就去了。”
去了以后张颂文蒙了，因为一进去人家都穿着白大褂，递名片都是这个医院、那个科室，“人家问我，您是哪个医院，我说广东的，我都不敢说自己是演员。”上课第一个星期，张颂文说自己仿佛在看天书，老师问他治疗自闭患者要用什么波段治疗，张颂文只好跟老师坦白自己是演员，完全不懂，“那个班很贵，我那时候又穷，既然已经交学费了，我也舍不得走，我天天熬着，熬了一个月，这些医生们教我基础理论，帮我追上了进度，现在很多医生还是我的好朋友，有人前几天还和我说‘文仔，我刚看了你的《扫黑·决战》，你这个人物是服务型人格’。”
虽然上错了心理培训班，但张颂文却依然有所收获，他说犯罪心理学对他的表演非常有用，“犯罪心理学就讲动机，有一次我拍一段戏是讲一个人吃完早餐要把盘子扔到一边去，我问导演理由，因为我觉得角色的性格不会把盘子拿过去，导演受不了我，就说‘你舒服就好，按照自己的来吧’。”有因才有果，张颂文无比重视动机，他说自己喜欢用科学的手段表演，“所以我喜欢演生理反应，被水烫自然会把手缩回去，不缩那就不是正常反应，在《革命者》里，我一定要搞明白李大钊言行的动机，动机不成立，我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坎。”
不怕被比较 感恩有好作品出现
张颂文演绎的李大钊上绞刑架时的情景把《革命者》推向了悲壮的高潮，守常先生在牢房中背着光、侧身而坐，听着自己行刑告知书时的那份优雅镇定；在剃头前与战友们的谈笑自如和对于人间的一点点留恋；脖子套上绳索时说出的那段“你们一定要相信……”的肺腑之言，都是极其震撼的画面，显示了张颂文的表演功力，可以看出，张颂文调动了全部的身心力量，去贴近守常的心灵世界，展示了生命应有的体面与尊严。
《革命者》首映式上，《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主演张晚意、查文浩也来到现场，张永新说：“看到李大钊站在绞刑架前的时候，我的心跟着痛，好像看到了1927年那个不堪回首的时刻。”
《觉醒年代》珠玉在前，问张颂文是否担心他扮演的李大钊会被比较，张颂文很自信地回答“不怕”。他说《革命者》快杀青时，《觉醒年代》开始播放，他看了第一集开场，说“这电影真好”，别人告诉他这是电视剧，“我没再看，因为我拍戏时不能看别的作品分心。拍完《革命者》之后，我看了这个剧，拍得真好，同行之间有演的好的，我很开心。”
张颂文说他感谢《革命者》在《觉醒年代》之后上映，因为观众会有个参考，“有好作品出现，我很感恩，因为可以让大家在娱乐之中学习历史。”在张颂文看来，学习历史、了解历史显然是必要的，“我认为了解历史有三个好处，一是懂得珍惜当下，二是懂得开创未来，三是可以拥有智慧。”
如今的张颂文已经投入到了新剧的拍摄之中，但是《革命者》的拍摄场景甚至机位、影片的台词，张颂文仍能清晰地回忆出来，可见投入之深。张颂文也非常渴望听到观众的真实反馈，“说我演得好也罢，演得不好也罢，我只是演出了守常先生的冰山一角，无法完全还原他本人，但是，在我未来很长的道路上，守常先生的精神会伴随我很久，甚至终生。”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图/蔡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