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振鸣：我在鲁博30年，一直在走近鲁迅
鲁迅博物馆研究员萧振鸣的著作《走近鲁迅》一面世便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以黑马的姿态入围“2020中国好书”榜。他在书中以独特的视角，还原出作为人之子的鲁迅，既有喜怒哀乐，也有爱恨情仇，引起大家的共鸣。
初夏时节，在东四的一处宅院，萧振鸣接受了采访。小院不大，拾掇得干净精致，葡萄架上藤蔓开始吐丝结珠，一棵粗壮的香椿树将枝桠奋力伸向天空，荫凉下的花木更显青葱。萧振鸣说一口北京话，语速不快，在夏天的气息里回望鲁迅故居的一草一木，回溯先生在北京的日子，像游进时间的河流。
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他的影像、作品留在几代人的心中。鲁迅对身后事的本意是：“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但在萧振鸣看来，“鲁迅就在那里，文学的、国学的、史学的、哲学的、美术的各个领域都浮现着鲁迅思想的影子”。
想让更多年轻人看到“根于爱的创作”
新著《走近鲁迅》能获得年轻读者的持续关注，让萧振鸣感到特别欣慰。他坦言，这是一本“比较独特的书”，严格来说它不是一本研究鲁迅的学术著作，但又不同于一般讲述鲁迅故事的书，“里面的史料都是可靠的”。
很多人问过萧振鸣，书中鲁迅的故事本身出自哪？他笑言，“我在鲁迅博物馆工作了30年，读鲁迅的原著基本没有中断过。鲁博馆藏的文物差不多七八万件，其中国家级文物也有上万件，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所看到的都是真实的实物。参考资料的另一个来源是人文社出版的《鲁迅全集》20卷——如果不是搞专业的，通读的人很少”。还有鲁迅同时代的人，譬如说夫人许广平、周作人周建人兄弟，以及许寿裳、林语堂等友人对鲁迅的回忆，“每个人的角度都不同”。不过，采用回忆录需要一定的辨别能力，“比如有些回忆无意中会把鲁迅拔高，那我就选取贴近鲁迅生活的东西，那些更客观、真实、有趣的来采用。”
起初，萧振鸣一天写一个故事发在群里，没想到馆里的年轻人都在底下留言说“哎，这个好玩”。还有不少年轻小友经常要他讲鲁迅的逸闻趣事，他发现讲故事能使人年轻，于是他想，“就写一本鲁迅的故事吧，让更多的喜爱鲁迅的年轻人来看”。最终，他用三百个故事连缀起《走近鲁迅》这本故事文体的鲁迅传记。
对于鲁迅所说的“创作总根于爱”，萧振鸣感同身受，他希望这本来自鲁迅之爱与对鲁迅之爱的书，能够让更多年轻人读到，能够让爱传播。
做过木匠，考过大学，终成鲁迅专家
萧振鸣曾在一个叫“龙顺成”的工厂当木匠，他说自己“在那儿搞木工雕刻”。雕刻家具非常累，还非常考验腕力。因为从小写字，萧振鸣还挺喜欢这份安静的工作，而且特别坐得住。没多久，他不光练就一手很不错的手艺，还经常在工厂搞点文字工作，写写画画的，厂里人都对这个“小年轻”刮目相看。差不多在工厂待了十年，渴望读书的他报名参加高考，结果差两分没考上心仪的大学，调配去了北京市职工业余大学，所幸有他喜欢的中文专业。1985年，萧振鸣毕业后去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就在这儿工作了差不多一辈子”。
在北京有三个鲁迅研究机构，被奉为“三鲁”——东鲁是指社科院鲁研室，中鲁是指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西鲁就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并且我们馆还附带一个核心刊物叫《鲁迅研究月刊》，极具权威性。”说这话时萧振鸣言语中颇有些自豪。
一开始萧振鸣被分在陈列展览部，做各种鲁迅专题展览以及鲁迅的全国巡展。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大陈（馆内基本陈列）每五年、十年就要修改一次。还记得最早做展览时，馆里都要请书法好的老人来专门写说明条，受到感染，萧振鸣重新拾笔开始临帖。不知不觉中，他对鲁迅的读书生活、鲁迅的艺术世界产生了很大兴趣。
30年来，萧振鸣能明显感受到展陈在不同时代发生的变化：“比如说上世纪50年代初建馆时，那就是有什么资料上什么资料。后来进入电子时代，声光电的效果一出来就又不一样了。”
他还深切体会到社会上对鲁迅的反应也在发生着变化：“鲁迅的文章、他的思想越发受到关注。”有意思的是，即便社会早已进入网络时代，可是关于鲁迅的话题、点击率历来都排在高位，甚至连鲁迅的表情包都成为年轻人的最爱，“就是大家都把他看成经典，觉得鲁迅说过的就很有权威性”。
创办鲁博书店
上世纪90年代，人们的求知欲普遍高涨，纸质书非常畅销。萧振鸣记得特别清楚，1993年的春天，馆里领导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在鲁博办书店。创办书店之初，萧振鸣仔细清点了几遍才发现馆里原来的小卖部“只有二十多本书”。于是，吃饭睡觉他都在琢磨“怎么能办好这个书店，还要让它赚钱”。
一次买书的经历让他受到启发：“我记得是到新华书店去买鲁迅的书，找起来很费劲，而且很难找到几本。”他当时就想，在浩如烟海的与鲁迅相关的书里，何不选取一个横截面，把这类书籍集中起来，方便读者更有针对性地选择？
激动地揣着这个想法做了市场调查后，萧振鸣决定把书店定位为“关于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书店”。紧接着他马不停蹄，每天跑东跑西从各个出版社搜集进货，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几乎所有关于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书“一网打尽”，摆上了鲁博书店的书架。
很快，“鲁博开了书店，都是关于鲁迅研究的书，书很集中也很好挑选”的消息传了出去，吸引了很多人到书店买书。
鲁博经常召开关于鲁迅、关于现代文学的学术研讨会，甚至包括海外鲁研界的学术会议。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北师大的王富仁教授等等这样知名度很高的大批学者，也因此会聚而来，更让鲁博书店声名远播，“凡是研究鲁迅的都知道这个书店”。
做了30年鲁迅展览，我永远不烦
让萧振鸣记忆犹新的是1996年鲁博修改大陈的场景。当时大家对“如何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这个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最终馆领导确定了一个方针给他留下很深印象，“所有外界的评论全不要，就用鲁迅自己的文章和名言来讲述、还原鲁迅”。鲁迅博物馆具有很特殊的地位，“在北京的国家一级馆，且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博物馆，只此一家”，他始终觉得那次修改大陈具有重要意义，使鲁迅这个“人”更加贴近了观众。
在方案讨论过程中，萧振鸣觉得，一般来馆参观的观众都是一种从陌生的状态进入，那展览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要真实”，要用“人物、故事”表现出鲁迅“伟大在什么地方，成就在什么地方”。他和鲁博的一位副馆长常常一说就是半天，比如做什么样的场景复原，定什么样的展览主色调，声光电怎么烘托视觉，甚至细致到考虑字体要多大多小……那次大陈发生的变化，得到观众的认可和热烈反馈。
新千年后，书店经营稳定，萧振鸣调回鲁博任陈列部主任，继续从事他喜爱的展览工作。因展览工作和编辑出版的需要，他还通读过几遍《鲁迅全集》，力图去彻底了解鲁迅。抚今追昔，他感叹，自己也正是通过展陈，逐步学习、逐步提高，一步一步走近鲁迅：“在鲁博30年做展览这件事儿，我不烦，因为喜欢。”
鲁迅是个“故事篓子”
有一次周海婴到鲁迅博物馆办事，保安不认识他，问道：“你找谁？”周海婴幽默地答道：“我找谁？这是我的家。”
还有一次，一个书商找到萧振鸣谈编书的选题事宜，他建议说：“现在鲁迅的书很畅销，可以编一本适合青年阅读的插图本鲁迅选集。”书商问：“鲁迅是谁？他的书煽情不？”这样的经历，常常弄得萧振鸣很无语。但这两次真实的经历，也促使萧振鸣开始不间断地撰写鲁迅的故事。
短短几年间，萧振鸣不仅编辑出版了《鲁迅墨宝真迹》《鲁迅著作手稿全集》《中国萌芽木刻集》（获2000年度国家图书奖）《丰子恺漫画鲁迅小说集》，还主编了一套《而已丛书》成为业界一大亮点，会聚了如朱正、钱理群、王得后、王富仁等当代诸多鲁迅研究名家，“大家站在一个成熟的高度，全方位解读鲁迅”。
在萧振鸣看来，鲁迅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而且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故事篓子”。鲁迅读过“十三经”，熟通“二十四史”，又广泛搜求野史杂说，对东西方的文学、史学、哲学、美术等都广为涉猎，特别善于讲故事。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略》，把本来枯燥的东西讲得妙趣横生，“连窗台上都站满了人”。许广平曾经回忆，鲁迅经常就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一双破皮鞋，一头乱发去上课。但是一讲起课来大家马上都会被吸引住。鲁迅还极富幽默感，“他讲课常常自己不苟言笑，底下人笑成一团，但回味时又像针刺到肉里骨里，感到痛”。
1912年到1926年间，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4年。鲁迅博物馆里的鲁迅故居，是他在北京的最后一个住处。萧振鸣记得故居内有一张鲁迅用过的书桌，现在上面还放着一只鲁迅用过的盖碗茶杯，“睹物思人，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鲁迅夜间写作时那种烟茶相伴的氛围”。
鲁迅的楷书、行书里都有种“隶味”
上世纪90年代萧振鸣就注意到，很多读者来书店都会寻问鲁迅手稿。自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过一版鲁迅手稿全集后，市场上就再也看不到鲁迅手稿了。萧振鸣意识到这个问题后，立刻着手整理鲁迅博物馆收藏的鲁迅手稿并编辑成系列选题，由福建教育出版社用宣纸印制，以12卷《鲁迅著作手稿全集》出版呈现。当时出版社印了2000套，没想到有个书商“一下子就包了1000套”。后来一上市，不光书迅速卖光，影响力也很大，萧振鸣自己都遗憾：“现在连我手里也没有这套书。”
萧振鸣被业界称为“写鲁迅体最好的人”。他笑言最近几年对书法有点着迷，对鲁迅书法的研究也到了上瘾的地步。他觉得遗憾的是，“在中国当代书法研究领域，鲁迅的书法价值被严重低估”。
鲁迅到三味书屋读书之前上的是私塾，大量抄书，练就了坚实的写字功底。鲁迅曾经要写作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为此收藏了6000多件秦汉到唐代的碑帖书法金石印章。
说到鲁迅的书法性情，萧振鸣明显体会到鲁迅的楷书、行书里都有种“隶味”。而且鲁迅的字如同他的人、他的文章，“像投枪匕首，短促有力”。萧振鸣记得在鲁博里看到过鲁迅最早的笔迹，是1904年写给许寿裳的信，“字很潇洒，有王羲之的味道”。他在研究中发现，1912年鲁迅在北京时期大量抄校石刻古碑，字体有了明显的变化，“他连续摹写22天，完成了罗振玉编的《秦汉瓦当文字》，其书其画让人叹为观止”。
鲁迅的绘画，轻松流畅少有修饰
因为自身对美术比较喜欢，也熟悉民国美术史，萧振鸣觉得鲁迅一生的美术活动也非常丰富，特别是鲁迅晚年极大地推动了版画的发展，是中国美术史绕不过去的话题。多年来萧振鸣潜心研究鲁迅的美术事考，一头扎进故纸堆里“还挺上瘾的”，一个人完成了50万字的《鲁迅美术年谱》。
萧振鸣发现，鲁迅购买、阅读的美术书籍遍及中外，一生中还撰写、翻译了大量关于美术的文章。鲁迅的最后十年，几乎都在编辑出版美术书刊并全力引进和介绍外国美术，可以说，“鲁迅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位通人”。
鲁迅1904年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他当时的医学笔记现存于鲁博。“他在日本学习期间不用毛笔，改用钢笔或铅笔写字。从医学笔记可以看到他从毛笔转换到墨水笔的书写状态，”萧振鸣介绍说，“鲁迅的医学笔记曾受到任课老师的大加赞赏，其中解剖画图更是精妙准确。鲁迅有很强的造型能力，他的画图轻松流畅少有修饰，简直可以和印刷品媲美。”
说到这儿，萧振鸣起身拿出一套二十多年前从荣宝斋收藏的笺纸：“鲁迅一生爱好藏画、藏印，就连他书写用的信札也极为讲究。这就是当时鲁迅写信用的笺纸，都特别漂亮，上面的花纹都是木版雕出来的，那时候画笺纸的，都是像齐白石这样的名家。”
如何才能读懂鲁迅、走近鲁迅？在萧振鸣看来，所有的研究都不如读原著来得过瘾。
人近暮年，萧振鸣希望能完成一部鲁迅“外传”，向读者分享鲁迅“正传”之外的不为人知的东西，“譬如说鲁迅的花事考、茶事考、烟事考、碑帖事考等等，这些都是鲁迅留给世人的宝贵遗产。”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图/萧振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