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热映 引得无数观众热泪盈眶
主演们讲述：如何演好中国医生？
7月4日，电影《中国医生》在“英雄之城”武汉的洪山礼堂举办了盛大的首映礼。随后，这部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为核心故事背景，以武汉医护人员、全国各省市援鄂医疗队为人物原型，全景式记录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的影片于7月9日正式上映，目前票房已过3亿。
《中国医生》中，几位医生个性鲜明，张涵予、朱亚文和袁泉等几位主演的表演也颇受认可。如何演好中国医生？在拍完这部电影后，主演们感慨万千。他们认为，医护人员在现实中的救死扶伤既要求高难度的专业性，又要有强大的内心信念，作为演员，只能全力去接近这个境界，但无法抵达。拍完这部戏后，主演们由衷地感叹：“医务工作者，真的很伟大。”
角色原型为武汉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
张涵予：只有相信 才能演好
电影《中国医生》的首映礼上，张涵予紧张且忐忑，因为他扮演的原型、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就坐在他旁边。观影结束后，张定宇院长对张涵予说“谢谢”，这两个字让“硬汉”张涵予瞬间“泪崩”。
继《中国机长》后，张涵予在《中国医生》中再次扮演人民英雄，张涵予高兴于自己和张定宇院长有缘分：“我们都是1963年12月出生，我比他大三天。疫情期间，我看到张定宇院长的事迹，就被他感动。结果影片竟然找到我饰演他，这真的是极大的荣幸。”
准备工作：开机第二天去了金银潭医院
为了塑造张定宇院长，张涵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便是观察张院长的工作和生活。在张定宇来北京开会时，张涵予对其有了直观的初步印象。随后，在《中国医生》开机的第二天，张涵予便去了武汉金银潭医院，跟着张定宇院长一起生活了几天。“我们跟着张定宇院长去病房查房。那一天，从早上9点一直到12点多，张院长走了很多病房，而且工作非常细致。一个实干的院长应该做的工作，我都捕捉到了，这些对我后来演这个角色起了很大的作用。”
张院长是渐冻症患者，但是，张涵予说自己在表演时有意往回收了一点，没有太过于强调他两条腿的不便。“捕捉到他大概的状态就可以了，不用放大。”张涵予说，“张院长是个很坚强的人，具有武汉人直率的个性。虽然他腿不太方便，也知道自己有渐冻症，但是他依然很乐观、向上。他想把金银潭医院办好，他想带着这个医院的人跟他一起往前冲。他是一个真正的硬汉，一个外表很硬朗、内心坚强的院长。”
真实还原 角色再现
不能在张定宇院长面前露怯
《中国医生》上映以来，受到了参与过抗疫的医务人员的认可，影片顾问、曾亲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的冉晓也称赞影片贡献出了“教科书级的医疗戏”。
张涵予表示，真实是主创追求的目标，影片中所有搭的景，像ICU病房、医院楼道、大厅等都是严格按照医院的标准1:1搭建的。所有的呼吸机、除颤仪等医疗设备都是真的。“我们有几十个专业的医务工作者做指导，把握医疗方面的专业度。这是很专业的一部影片，不能胡来。”
张涵予表示，《中国医生》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在金银潭医院拍的时候，院长还曾去探班，“如果在这里面演得不真实，你说的话不是张院长会说的话，那就太露怯了，太丢人了。”
塑造一个角色是否成功，张涵予认为对导演、编剧和演员来说，信念很重要。“你必须要百分百地相信，如果你持怀疑的态度，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事儿，或对此并不关心，那么你肯定写不出、演不好，也拍不好这个戏。”
让张涵予有表演激情的是，他在接演之前为张定宇院长的故事而感动。“我能够体会到张定宇院长作为一个渐冻症患者的感受，他迫切地希望自己在有限的、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时间里多做一些事情，他也确实履行着这一点。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医院的院长，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都不是口号，他履行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履行的职责，是一个有担当的院长。”
饰演“骄傲”的陶峻医生
朱亚文：敢和院长“叫板” 与医护缘分特别
《中国医生》中，朱亚文塑造的广东援鄂医疗队成员陶峻是个“骄傲”的医生，陶峻的原型是钟南山院士团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核心成员之一桑岭。朱亚文说，原型人物性格也比较张扬，所以，他在表演时，最主要的一点是“突出他身上的骄傲感”。
“刀子嘴，豆腐心”
陶峻从骄傲到无力
朱亚文饰演的陶峻起初来到武汉的时候非常乐观，他甚至有决心要在两周之内与大家一起战胜疫情，但现实的残酷让他受到打击。朱亚文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了自己从学术到整个内在生命翻新的过程。他后来变得柔软，变得更加乐于牺牲。”
在朱亚文看来，陶峻的骄傲不是目中无人的自大，是对自己专业水平的自信，而且还有点“刀子嘴，豆腐心”。“比如陶峻和住院医生杨小羊之间的关系。他曾用威胁的口吻对小羊说，‘从明天开始你离开ICU，这样对所有人都好’，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伤到了这个孩子的自尊，但其实更多的是想保护他。在看到小羊的努力后，他又逐步接纳他、帮助他。他不是一个善于真情流露的人，但是他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保护和爱。”
朱亚文扮演的陶峻在众多医生中很“抢眼”，因为他讲着广东普通话，形体上有些“垮”，不像其他医生那么严谨。而且，他敢和院长叫板，一到武汉，就和张涵予扮演的张院长产生了正面冲突。那是在第一次关于死亡病例的学术讨论会上，对于是否插管，医生们产生了分歧。朱亚文说：“看似是一场冲突，其实是一个军令状，我把那场戏视为军令状。因为我觉得在影片中需要有一个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但是你不能直接用台词说我愿意立这个军令状，所以我们当时和导演商量，就选择了一个稍微火爆一点的冲突。”
张院长告诉陶峻自己有渐冻症的那场戏，朱亚文说对他有强烈的刺痛感，“那一刻，我觉得陶峻的骄傲开始变形了，再加上陶峻一直精心护理的病人的离世给了他很大打击，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责和无力感，混合着倾尽一切去付出的献身精神，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冲。”
最大的感受是心疼医护工作者
拍了《中国医生》后，朱亚文说他发自内心地爱上了医护工作者，“听他们分享抗疫故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袒露出有多么骄傲和自豪，反而特别平淡，是一种面对疫情之后，依然在传播着信心和爱的方式，这个让我很暖心。所以在与他们共事和塑造他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特别帅。”
朱亚文的母亲是护校老师，教学35年，向医疗岗位上输送了几万名护士。这一次抗疫，也有母亲的学生冲在一线，疫情暴发的时候，她就很难受，说这些护士很不容易。“这次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心疼，在拍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演员都是一样的，空下来的时候就会跟医生护士聊天，我相信大家是需要倾诉、需要交流的，他们所表达的可能是我们在这个戏中特别需要的一些感受。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是被保护的人，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依然是一个受益者，所以整体的感受就是感谢和心疼。”
对于主创来说，穿防护服是一大痛苦，朱亚文也坦承他第一次穿时非常难受，“人是处于轻度缺氧的状态，脑子经常跟不上。那时着装有六七个小时吧，但也就是一两天是这样的状态，可医护人员那段时间是两个多月，甚至三个多月，他们每天都是那样。所以，每次采访的时候，我挺不愿意谈到说，作为演员，你演这个戏辛不辛苦这个事，我觉得挺丢脸的。演员就是通过演戏，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某一个行业、某一群人，这是你职业的责任，没什么可多说的。”
饰演重症医学科主任文婷
袁泉：主动请战出演 防护服就是战衣
《中国医生》中，袁泉饰演重症医学科主任文婷，她仿佛在出演一位女将军，勇敢而坚定，呵护着一方净土，与死亡作战。而袁泉也表示，出演文婷时，自己就仿佛在战场上，防护服就是她的战衣，穿上它，就能够迅速地进入状态。还没有看到剧本，袁泉就决定出演了，“我觉得这是一部不可能拒绝的戏，它的价值超出了电影本身，所以，我是主动请战的。”
从《中国机长》到《中国医生》，袁泉认为，每个职业都很神圣，都是很难在短期之内就进入的，需要花费大半生的时间，才能达到自己饰演的角色在这个职业上的成就和位置，需要长时间的累积。“所以，现在我去任何地方看到不同职业的人，都心生敬畏，这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的特别难得的经历吧。”
防护服是入戏的“通道”
袁泉在片中穿防护服的时间很多，她说没有算过自己一天穿了多长时间，“每天就是开拍了穿上，中间休息的时候也不能脱，因为要等待。有的时候也不愿意自己在休息的时候换衣服，因为换了衣服一下就舒服了，舒服下来你感觉可能就不对了，所以还是会接着穿。”
对袁泉来说，防护服是她入戏的“通道”，穿上就会有戏里的状态：“没什么感受，因为就像打仗一样。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觉得，好像每次拍做手术的戏时，会觉得自己仿佛接近了真正的大夫，因为那就像是披着战袍去打仗的状态。”
进入到那种状态，袁泉说疲惫或其他情绪，都感受不到了。袁泉的腿本身韧带有点问题，拍的时候她完全不觉得疼痛，觉得好了，然而一个上午拍完，休息一个小时以后，疼痛又回来了。所以，袁泉觉得当时的医生们也一样，他们不会有时间，不会有精力去关注自己，疲惫好像就消失了。
她透露：“真的有医生36小时没有合过眼睛，就是一个病例接一个病例地处理，你想那需要什么样的体力跟能量。所以说，穿防护服8个小时，当然会有累的感觉。导演喊‘停’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可能需要一个支点，稍微喘口气。但说‘再来’，开拍的时候，瞬间又忘记了。我想他们在临床当时去救病人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有一种奋不顾身这种感觉。”
控制自己的眼神 沉住气不慌
《中国医生》里的演员们大部分时间只露出眼睛，只能用眼睛来传达情绪，剧组里其他演员都说袁泉是最没有困难的，因为她的眼睛全是戏。
袁泉笑说可能在别人看来眼睛大是一个优势，但在她自己看来，反而需要更多的情绪控制。“医生这个职业，有的时候你的个人情绪是不能流露太多的。对我来讲，这个反控制其实是一个难题。控制自己的眼神，让它尽量地不流露自己的情绪。”
如何做到不流露情绪？袁泉说自己的办法就是永远告诉自己不要慌。从进组的第一天，袁泉就让自己抛开所有以往所谓表演的经验，因为《中国医生》讲述的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走到医院里看到的这些医务人员的状态，它是不具有表演性的。它并不需要你随时随地神采奕奕，因为关注点不在这里。”
永远戴着口罩，脸上有很多印痕，穿防护服很长时间，有的时候拍一个手术下来，全身湿透，这种状态让袁泉觉得自己在进入角色：“你跟真正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相比，肯定到不了他们那个状态，但是，你也似乎感觉到，在你疲惫不堪的时候，好像跟他们接近了一点点。在这个戏里，任何的舒适感跟角色都是不搭的。”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扬 统筹/满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