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大电影明星”唤醒半世纪珍贵记忆

纪录电影《演员》向新中国电影致敬

有多少人还记得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呢？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们的星光曾经一夜之间，照亮了那个朴素年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二十二张明眸善睐、英气逼人的特写照片，被大量印制、收藏，被悬挂在众多城市电影院的墙上。

上影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北影的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长影的李亚林、张园、庞学勤、金迪，“八一”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还有上海“青年艺术剧院”的祝希娟——他们影响了那个时代国人的审美，标志着一个欢欣振奋、充满希望的闪亮未来。

如今60年过去，光影如梦，星光流转。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等单位联合出品，以六十年代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为主叙事点的纪录电影《演员》，于10月30日在全国上映。该片讲述了于蓝、秦怡、田华、于洋、王晓棠、金迪、谢芳、祝希娟等老一辈艺术家的从影经历，记录了他们今夕的风采，挖掘了他们对于演员职业超过半个世纪的感悟和思考，并以他们塑造的经典电影形象向新中国电影致敬。

半年时间

他们的照片

在全国销售出714638张

曾经有媒体在当年的公开报刊资料中细心爬梳“二十二大明星”的相关记载，结果一无所获。

有一个说法是，1961年6月末的某天，正值“新侨会议”（中宣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文化部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以及各电影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共30余人做客中南海西花厅。据当时参会的长影金迪回忆，在会客室，周恩来对夏衍说：“夏衍同志，新中国成立十多年了，为什么我们的电影院里没有我们自己的明星照片？”夏衍回复说：“总理放心，我们下去一定办。”

直到1962年到天津演出话剧《雾重庆》，在电影院看到自己的大照片悬挂在入场处的大厅里，金迪才明白，去年年底厂里安排她拍的照片原来与上次的谈话有关。

同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田华也并不知道有关“二十二大明星”遴选一事。后来回想起来，她只记得厂里曾通知说，奉上级指示，让她去中国照相馆拍照。做什么用？田华当时并不知道。不过为了这次拍照，她还特意去烫了头发。这个造型就出现在她后来看到的“二十二大明星”照片中。

可以确定的是，当年这个22人名单并没有公开颁布。对于全国观众和演员们而言，他们也是在1962年的某个时间，在各大中小城市的电影院或工人俱乐部，突然看到大厅里悬挂着22位电影演员的大幅照片。

至于如何确定这份名单，据《永恒的星辰》作者刘澍介绍，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以下简称“中影公司”）向当时电影“四大厂”（北影、上影、长影和八一）征求意见，根据四大厂上报的六七十人名单再次圈定。也有回忆说，这份大名单由文化部上报周恩来总理，22人系周总理“亲自圈定”。同样，圈定22人，到底以什么为标准，也难以得到明确说法。

演员照片悬挂出来后的观众反响，今天很难复原，但从各种“口袋装”照片的流行状况就可见一斑。从1963年9月到1964年4月，半年时间里，仅北京市美术公司一家就印制了演员照片753947张，在全国各地售出714638张。

99岁的于蓝、98岁的秦怡

被摄入电影镜头

纪录电影《演员》的导演、编剧潘奕霖曾表示，想拍在电影《烈火中永生》扮演经典角色“江姐”的于蓝。

1993年，学播音的潘奕霖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毕业。1995年，他考入刚刚成立的电影频道，并于次年开始做《流金岁月》栏目，一口气就做了20年。2014年，他开始专注做《佳片有约》栏目。潘奕霖工作的地方跟于蓝的家离得很近。这10年间，他偶尔会看到白发苍苍的于蓝老师推着一个轮椅在散步，迎面走过一些人，有些人会认出她并多看一眼说：“哦，这不是江姐（于蓝）吗？”更多的人并不认识她，老太太就这么很迟缓、很安详地推着轮椅散步。“那一幕，我看到过好几次。我突然觉得，大家这么热爱的一位老演员、一位艺术家，今天就像人群中任何一个普通的老太太一样。她的精气神特别打动我，当看到风吹动她苍白的头发，我会有想要再次走近她、再次拥抱她的感觉。”

《演员》第一次集中拍摄，是2018年。那时于蓝97岁了，在镜头前说话略微有些气不够。“我也知道她年龄很大了，她可能需要休息或者静养，她可能未必愿意再次面对镜头细说从前。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好事？我也在犹豫。因为我们希望做的所有事情，对老艺术家们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去打扰他们。”潘奕霖第二次拍摄于蓝是2020年，99岁的于蓝，就在那一年去世了。

另一位潘奕霖心心念念想拍到的，是1922年生的秦怡老师。

“秦怡老师被誉为中国影坛最美的女人，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她。但是之前每次采访都是匆匆忙忙的，我个人觉得很遗憾。秦怡老师在我的栏目中出现过那么多次，但是我从来没有机会静下来深入地去倾听她讲述她的故事。你现在开心吗？你对你演的角色，哪些是比较满意的，哪些是比较有遗憾的？……这些问题都是我想问她的。”所以他特别希望，如果要拍摄一部纪录电影的话，秦怡老师也能够出现在这个大银幕当中。

最终《演员》中仅有的几个秦怡的镜头，是他的小伙伴用手机拍摄的。那时，秦怡已经骨折后长年住在上海华东医院，90多岁的她自编剧、导演、主演了《青海湖畔》之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那天他先是自己去了一趟，“电梯门一打开，正好看到陪护阿姨用轮椅推着秦怡老师在楼道遛弯。秦怡老师那时候不是特别能够分辨得清谁来了，我也就没有干扰她们。后来阿姨说，要不你唱一首跟秦怡老师有关的歌吧。我想她不是演过《铁道游击队》里面的芳林嫂吗？我就轻轻哼唱起‘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这个时候，秦怡老师便很自然地开始跟着我唱‘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那一刻还是蛮动人的，她可能未必能认清楚你是谁，但是她演过的电影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她会加入进来跟着哼唱。后来，唱着唱着我唱不下去了。秦怡老师抬眼看了我一下，可能意思是在说他是谁？为什么他会唱这首歌？可惜没有办法拍，我想那一幕只能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5年，100小时以上的素材

剪辑台上重新编剧

几经周折，潘奕霖还是争取到了跟随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去探望秦怡的机会。佟瑞欣交待：“拍摄一定要最简化，不要任何那种大的设备，惊动医生护士。”最后他们拍摄到秦怡老师是在2018年的某一个午后。“你问她很多问题，她也能回答上来，但是你会感觉她和原来银幕上光鲜亮丽的女演员的风采是不一样的，有另外一种恬静之美。”在最后记录下来的宝贵的9分钟里，久居医院的秦怡老师，面庞有些消瘦，罕见地没有化妆，一只手还打着点滴。潘奕霖俯在她耳旁问：“别人都说您是中国最美的女演员，你个人同意不同意这种说法？”秦怡说：“不同意。因为我还有很多缺陷呀。”那一刻潘奕霖觉得，哇，好可爱的老太太。

潘奕霖“心潮澎湃”地拍了5年，拍摄了100小时以上的素材。之后，这部电影遇到了中国电影剪辑学会一级剪辑师孔劲蕾。

孔劲蕾是70后，1997年开始独立剪片，长期合作的都是贾樟柯、霍建起、管虎、刁奕男、张一白、娄烨、张猛这些导演。其主要作品名单是《推拿》《站台》《三峡好人》《斗牛》等，包括最新的文艺片热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采访孔劲蕾时，她刚从剪辑台上下来。“导演最初的设想是做成展现‘二十二大明星’的主题。但是因为采访对象不确定，老艺术家的身体情况也不确定，也不好把握采访的完成度，所以直到拍摄完成，并没有一个成熟的脚本。我们相当于是在剪辑台上重新编剧，一点点梳理采访内容，攫取最有口述史价值的信息，以‘二十二大明星’（人物）为经，以四大电影制片厂（地点）为纬，经纬交错，搭建出一个层层递进的结构，同时加入老电影的片段，引领观众迅速进入当时的年代氛围和规定情境中。”孔劲蕾分享道，“片中的老电影我全部都看过，有的还是非常重要的童年记忆。我记得小时候加入少先队的仪式上，学校礼堂还放映了《上甘岭》。对于这22位明星我也是非常熟悉。这些演员，虽然以当代的电影审美来看，他们的表演偶有夸张的呈现，但是作为观众，还是能深切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激情与庄重，他们是全身心地沉浸于角色之中的。”

剪辑之前，孔劲蕾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把全部的素材看完。“我个人受益匪浅的是，在剪辑过程中重温了大量老电影。我忽然发现在当下的电影环境中，这些老片子依然有着独特的光彩。很多片段，就好像来自历史深处的凝视，让人很自然地沉静下来，去思考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困惑。所以我和导演有个很大的期待，就是通过我们这部纪录片展现的冰山一角，能让更多观众，特别是90后甚至00后的观众，来走入这个时光隧道，探究历史的微光。这是非常适合带着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一起来看的好电影。”

他们是我们的楷模、典范、榜样

首映礼当晚，观众中有一个最激动的人，是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艺委会主任江平。看完首映，他甚至连夜给潘奕霖发来他写的长达125行的长诗《我是演员……》。他在首映式上激动地说：“我看的时候一直在抹眼泪。我这人容易激动，但是今天是格外激动。小潘不容易，他这20来年一直想做这么件事，他做成了。”

“为什么今天我一定要来？就是要向前辈致敬，向真正的演员致敬。”江平最引以为豪的，是“这‘二十二大’前辈，除了1968年早逝的上官老师，我跟他们21位都熟。真的，跟现在还健在的8位，都有亲密接触，包括王心刚老师，包括秦怡老师。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去看秦怡老师，她依稀还能认出我，开心；跟王心刚老师，前不久还通了一次电话，他身体还行。于洋老师我是中秋节刚去看过的。我那天还给谢芳老师送月饼，第二天我跟她通电话，我说谢芳老师月饼拿到了没有？”

他知道很多演员的故事，“张亮老师在我们上影拍《喜盈门》，他当年演帅哥、演小生、书生为多，他要演农民的时候，赵焕章老师跟他提要求，你必须怎么样怎么样。从山东省话剧团借他出来，他去体验生活，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都是这样子的。”

谢芳老师原来名字叫谢怀复，新中国成立后，她说：“我不要这名，这名不好听。”然后就抓阄抓了个前进方向的“方”。“后来，在我们北影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字幕师凭感觉把她的名字加了个草字头——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肯定是谢‘芳’。出来之后谢芳一看：‘不是啊，我是方方正正的方啊。’汪洋厂长说赶紧想办法换掉，她说不行，‘国家的钱、国家的胶片不能浪费了，我的名字就不改了’，从此就叫了谢芳。”

在江平讲的故事里，金迪是受人民启迪、受党启迪长大的。她拍《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时候碰到周总理，周总理问她，小金迪你怎么会这么瘦？后来，周总理跟长影的领导亚马说，一定要保证小金迪的健康成长。所以，他们是在人民的关心下，在党的关心下成长起来的。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吴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