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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徐昂:我看到了戏剧最迷人耀眼的地方

A07-徐昂:我看到了戏剧最迷人耀眼的地方

从影视回到舞台

徐昂:我看到了戏剧最迷人耀眼的地方


即便是在人艺,徐昂也属于会演戏的,但在人艺,即便是导演,也大都是从演员过来的,于是,徐昂水到渠成走了这样一条路。

20年前,演着《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徐昂第一次与北京人艺“亲密接触”,那时的他谦和正派,带着学生气,却又隐隐让人觉得有点小才华。这20年,他算不上高产,出现在话剧演员表时,有《我爱桃花》《哈姆雷特》;独立执导的,有《情人》《喜剧的忧伤》;后来转战影视,《十二公民》《猎人》《法医秦明》让他成为炙手可热的新生代导演。今年,他心心念念多年的话剧《情人》得以重排。再见徐昂,他已步入人艺中生代行列,但他自带的“中戏大师哥”气质却似乎从未变过。

这10年我一直在学习

舞台如何与影像时代共处

近段时间走进影院的观众,都会在影片放映前看到电影《忠犬八公》的预告片,这部由冯小刚和陈冲主演的跨年电影的导演,正是徐昂。横跨影视与舞台,兼顾艺术与商业,能演《哈姆雷特》、能导《喜剧的忧伤》,徐昂绝对称得上是受命运眷顾的人。眼下,由他执导的话剧《情人》正在人艺实验剧场上演,时隔17年再导这部话剧,徐昂排出了和当年截然不同的感觉。

对徐昂来说,在北京人艺的经历几乎是10年一个跨度,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似乎都卡在了10年的分水岭上。2001年,因为和陈好一道出演《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中戏还没毕业的他便结缘人艺;2011年,他改编并执导了陈道明、何冰主演的《喜剧的忧伤》,至今仍是回忆级的作品;2021年,带着自己多年影视的经验与思考回到剧院,他重新解读《情人》……徐昂称自己很难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我是一个适合在不同地方学习的人。特别是这10年的时间,我其实一直在不断地学习,一直在琢磨舞台如何与这样一个影像时代共处”。

导演徐昂刚进人艺的时候是以演员的身份。“我本来是导演系的,但因为任鸣老师导演的话剧《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里缺一个男主,就从导演系临时拽我去演。”那时徐昂才上大三,2001年毕业后就顺理成章进了人艺,参加一部分导演工作的同时,也参与了一些剧目的演出。

第二场演出时,场钟响过,灯光依次打亮,初登人艺舞台本就紧张的徐昂发现,第一排观众席里竟然坐着英若诚。“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演了。之后整场戏所有的调度在路过英若诚老师的时候,我都是躲着走,或者说刻意避开的。那场演出结束后,陈好也问我是不是有点紧张,我说我的偶像坐在下面,感觉自己就是在班门弄斧。”

之后,徐昂又逐渐接触了朱旭。徐昂表示,之前自己根本不敢想象能与之成为同事。在他看来,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梦想似乎就已经实现了。“我和他们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逐渐对原来的压力习以为常。那时的我,二十出头就要执导这些人排练,他们给了我最大限度的宽容,不断给我信心,也帮我走出了那种压力的环境。”

原来有一所离我家这么近的学校

我竟然不知道它的存在

从小学习美术,因为在高中时去中戏的校园打了一场篮球,土生土长在北京的徐昂第一次听说“中央戏剧学院”,这段经历被很多人调侃成了“徐昂是打篮球打进中戏的”。“当年考中戏有两个原因,一是我高中体育老师当时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在中戏工作,他去看女朋友,就带着我们打篮球的这些男生一起去中戏看戏。那个时候,话剧是很缺观众的,我们就去当观众。但也正是这个经历才让我发现,原来这所学校离我家这么近,我竟然不知道它的存在,而且看戏的过程也改变了我原来对戏剧的认知。”

正在上高二的徐昂突然间对这所学校产生了兴趣。“他们演的那些戏是我平时不大能看到的。记得我们当时看的《仲夏夜之梦》,就是一个在黑匣子剧场演出的学生作品。我觉得很棒,他们的表达太自由了,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那种话剧舞台腔。说实话,过去我对戏剧有点刻板印象,正是这出戏中传递出的奔放,让我决定要去考这所学校。”

从20多年前话剧演出缺少观众,到这轮《情人》的演出开票两小时就卖光了,徐昂自己也被惊到了。在他看来,这其中除了观众审美能力的提升,还有互联网票务营销手段的助力。“前些年我们自己做戏的时候,老板不仅自己站在广场上卖票,还发愁票卖不出去该怎么办。所以现在的市场环境真是优化了太多,原来我觉得卖票就是戏剧最大的困难,除了创作,考虑最多的就是宣传,现在感觉好像不是这样了,可能我们下面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拿出好作品给观众。现在大家拿起手机能看短视频、看电影、看网剧,那么戏剧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最好不要和它们趋同,戏剧应该做不同的内容,其实这个要求挺高的。”

没有对剧本做本土化的改编

演出版《情人》非常忠于原著

今年,剧院问徐昂有没有想做的戏,他提了几个,但不是人数有点多,就是排练时间有点长,于是,反复出现在他脑子里的便是这出自己一直觉得不满意的小剧场剧目《情人》。

2004年,《情人》成为徐昂进入人艺后独立执导的第一部作品。17年后,当再次解读该剧时,他说,自己当年因为年龄和积累都没有达到,并没有排好。“17年前,我绝大多数的精力都用在向大家证明我是一个会排话剧的人,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把自己几乎能用的、会用的方法技巧全都用在了这个戏里。其实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就已经知道那样做可能是有问题的,但那毕竟是我的第一个戏,自己当时的做法体现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心态。”

当年的三位演员王斑、杨婷、王雷,如今不是演而优则导,就是已经站在人艺舞台中间的演员,今年出演《情人》的两位演员卢芳和荆浩,在剧院的舞台也已是挑大梁的人物。不过两组演员的气质完全不同,徐昂称:“就像看书,很多年之后,你打开原来曾看过的一本书,今天重看,它可能会是另外一本书了。排戏也是这样,那时我没有那么多感情经历,个人生活的经历也很单薄,有些东西当年就是没排明白。所以这次重排,我的感觉是熟悉又陌生。”

如今《情人》呈现出的样貌是话剧舞台上从来没有过的,但这种“不同”其实很微妙,比如观众的视角、表演的分寸、灯光的使用……这种淡淡的镜头感,恐怕唯有资深戏剧观众才能够感受到导演的用意。

除了理解和审美上的提升,此次,徐昂还把文本对照着英文原本进行了重新翻译。从《十二公民》到《喜剧的忧伤》,在还没有“戏剧构作”概念的年代里,徐昂亲自动笔将这些国外作品“本土化”的做法让人看到了他在导、演之外的文学能量。经过他的梳理,角色名字和情境都被“本土化”了,剧本中的俚语、俏皮话也都被置换成了中国的成语、歇后语,观众理解起来毫无障碍,且充满熟悉的气息。

但这一次,徐昂没有对《情人》的剧本做本土化的改编,出于对原文的尊重,他甚至只改动了一句话,这个演出版,是非常忠于原著的。“我很认真地看了原文,越看越觉得文本非常难翻译。句子很短,越长的句子你在中间可做的文章才越多。对于翻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信、达、雅。然而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往往就出现在过雅,而信、达不足。这次我尽可能地去还原成它原来句子的长度,尽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表达来呈现出它原本的节奏。比如有时候原著只用一个字或者一个词就完成表达,正常的中文翻译可能得用四五个词,但我们没有这样,而是用最短的句子还原原著最初的表达。”

表演本身就是一个游戏的状态

演员需要保持童真

这几年,徐昂想要重排《情人》的意愿变得越来越强烈,这次回来他并非冲动,而是带着从影视上积累的经验回来的。“这个戏的创作方法是我们先确定了某种表演形式,而这种表演形式又是基于我们现在对这个戏的理解,也正是因为表演形式先行,所以从舞台调度上就已经做了规定,比如我们大概会把一些大的道具放在什么位置等。这个戏舞美部分在制景上是很少的,基本上都是道具的陈设。把我列在舞美设计的行列,大概就是因为我定了这些标准。至于灯光,其实我也是一直和灯光老师去探讨,有没有可能真正实现用生活中的真实光源来替代我们舞台灯光,所以这次我们把剧场舞台上方的灯光全部拆掉,这确实是我自己一直以来想要的一个尝试。”

徐昂和剧组中的很多人是在排练的时候才逐渐开始认识的,“话剧和影视不一样,影视到了现场以后,这位演员可能就两三场戏,他演完就得走。但是话剧先要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在一起做一个游戏,这个过程中需要你信任我,我也必须信任你。”

很长一段时间,徐昂都是人艺最年轻的导演,一边做着《北街南院》的执行导演,一边演着《我爱桃花》。虽然当年人艺很少有人能双跨导演和演员两个身份,但那时候的徐昂并不觉得有什么。“那就是我特别正常的工作,就像每天大家去上班的感觉一样。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压力挺大,但我觉得有意思。每天都有变化,都充满不确定,这不是很棒吗?”

即便徐昂已经拍了电影,他也依然会去演话剧,会在《大将军》里跑龙套。在他看来,这些都很好玩,“我对戏剧就是一种特别朴素的喜欢”。

十年前执导《喜剧的忧伤》,三十出头的徐昂与陈道明、何冰合作。说不说戏、怎么说,这之间的分寸感似乎很难拿捏。回想起十年前的工作状态,徐昂称,自己在和人交往这方面一直挺大胆的。“其实陈道明老师、何冰老师都像孩子一样。一个演员能把自己的戏演好,他的心里一定得住着一个孩子,如果他是一个特别成熟老练的人,那么他可能很难把表演这件事做到特别完美,因为表演本身就是一个游戏的状态。我和他们接触是一个很棒的体验,有人说我当年特别胆大,其实我没觉得,我只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最近在电影中与冯小刚和陈冲合作,跟他们一起聊天、拍戏、探讨剧本,都很有意思。因为他们都是孩子,大家在一起就是一群天真的孩子。《情人》中的荆浩和卢芳也是小孩,我甚至跟他们说,千万别长大。制片人可以是大人,演员则是要保持童真,永远被家长关心,该回家吃饭了,别冻着,多穿点。”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郭佳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晓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