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热映
程耳：我是一个幸运的导演
虽然之前只有《第三个人》《边境风云》《罗曼蒂克消亡史》三部长片上映，但在业内和观众心中，导演程耳却有着独特醒目的标签。提及他的作品，人们会以“有腔调”“高级”等词汇来形容，包括程耳的新作《无名》。
距离上部作品《罗曼蒂克消亡史》七年之后，程耳导演新作《无名》于今年大年初一上映。程耳表示，如果说《罗曼蒂克消亡史》像一坛好酒越放越香，那《无名》则没有观影门槛，“开盖即饮，是一部爽片”。
而这个“爽”是建立在程耳对自己要求的极致的基础之上——对于将“强迫症”视为“本能”的程耳来说，每一帧画面都必须精准唯美而又不露痕迹，每个剧情脉络都要精巧复杂而又浑然天成。在《无名》中，程耳的个人风格更加鲜明，他试图以一丝不苟的精准展现“匠心而不匠气”的风格，传递出独特而迷人的审美情趣。
《无名》是一部大爽片，没有解读的困难
程耳的另一个身份是小说家，这保证了他电影的文本性。和他之前的作品一样，《无名》同样是程耳创作的故事，程耳不仅担任了编剧、导演和剪辑，还为《无名》主题曲作词。追溯到影片创作的缘起，《无名》的出品人及总制片人于冬曾透露：“在抗战时期的上海，这些隐蔽战线的地下党，是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在这个故事背景下，导演开始了创作。所以说《无名》的创作就是源于这两个字‘无名’。”
电影《无名》再现了奋斗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在隐蔽战线与各方势力殊死较量的过程。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工作者在上海周旋于重庆政府、汪伪、日本间谍机构之间，通过错综复杂的敌后情报系统，策反敌人，获取情报，诛杀汉奸，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直至抗战胜利的前夜……
在程耳看来，《无名》不仅仅是一部谍战片，“我自己内心里，它可能比所谓的谍战片更加宽泛一点，关乎那个年代，有些像是那个年代的史诗，或是一曲挽歌，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电影的基调是沉闷的，《无名》不是那么急功近利的一部电影，我们还是试图在这样一个精彩的故事里，融入更多的历史感和个人的人生感悟。”
相比于《罗曼蒂克消亡史》的“观影门槛”，程耳表示,《无名》是“开盖即饮”。“其实我个人也不认为《罗曼蒂克消亡史》有观影门槛，但是《无名》更简单。它的整个叙事、故事非常简单，而且我认为它巨大的优势在于结尾，非常酣畅。虽然我看了这么多遍电影，但是我在调色的时候，当我自己看到电影最后那一刻，即便我已经知道一切，但是,那一刻配合着剧情，配合着演员的表演，配合着音乐，我觉得还是很爽。这是一部大爽片，它没有解读的困难。当然它表达了沉重的历史，但同时它又有非常幽默的段落，有对人生的思考。”
钟爱上海，尽可能去还原那个年代
程耳钟爱上海，他从电影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1999年到2008年，一直在上海生活。“我在上海的生活很舒适，它很雅致，很闲散，工作压力是比较小的，每天喝喝咖啡，聊聊天，为了工作，我最终选择回到北京。但上海是一个让人迷恋的地方，我现在仍然很喜欢上海，常常回去。”
程耳认为很多优秀的电影都基于一个非常独特的城市，“大家不妨回忆一下，我们随便选几部自己内心钟爱的电影，其实都得益于一座非常独特、魅力四射的城市，无论它是上海、北京，还是其他地方。我觉得城市和你的人物以及最终呈现给大家的电影，这中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所钟爱的、熟悉的地方，对于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着吸引力，重点在于我们需要把人物、叙事真正地渗透到这座城市以及这个环境中去。”
《无名》在上海拍，程耳坦承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个人对上海的情意，一方面则是因为上海在民国时期的独特气质。“我觉得无论是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还是当下的上海，都代表了某种更多样化的可能性、更多样化的选择。这次的《无名》和之前的《罗曼蒂克消亡史》，里面都有各种方言。方言是一个城市的魂魄，《无名》里面有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我们尽可能地让戏中人都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去说话，因为生活中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无论去到世界任何角落，最忘不掉的还是我们的家乡话，我们内心的那一份乡愁。”
也因此，在影像上，程耳要求《无名》尽可能去还原那个年代，“当然也可能出于我个人的习惯，我更希望去真实地还原那个年代，而不是简单地把大家臆想中那个年代的元素做一些简单铺陈。我希望尽量通过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环境、真实的语境，去营造一个更加朴素的质感。”
四个多月，建立一个专属《无名》的独特语境
谈及演员的选择，程耳的要求是：“需要他们的精神气质更雅致，不仅优雅，还要非常沉稳，好像内心有千钧之力，然而表现出来的却是风轻云淡。”程耳感谢所有的演员，他称赞他们都非常优秀，“我们通过四个多月的相处和拍摄，建立了一个专属于《无名》的独特语境，在这个统一的语境之下，平衡了每一位演员的表演。”
梁朝伟在片中奉献出上佳表现，程耳称赞道：“《无名》中，梁先生的年龄感是最饱满的，塑造了一个既饱满，又深邃，成熟而又幽默轻松的形象，我觉得他的状态非常完美。”
对于王一博，程耳称赞他礼貌、谦虚，沉稳得超出了年纪，“他做完造型、换完衣服后，就像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人，他的优雅、力量感，以及偶尔展现的一点点脆弱，让人愿意相信‘他’就是那个时期的人。”
周迅在片中的戏份不多，但是她在看完剧本后立刻就同意加入了，“我当初跟她说我们要拍一个民国戏，你的戏虽然不多，但是每一场戏都是饱满的，直接带来剧情的转折，甚至是颠覆性的。你想不想试一试？她说她想看看剧本，我就把剧本发给她。最终，她完成得太好了。”
每天都“飞页”，即兴部分最珍贵
程耳表示，有了演员和环境的加入，一部电影就像有了生命，开始自己生长。所以，他每天都在修改剧本，剧组每天都在飞页（指编剧为了拍摄效果在现场对剧本进行修改），“我们每天都在随着前一天的拍摄，或者我预想之后的拍摄进行创作。我每天都在重新去写一些新的段落，最少的飞页有一页纸，最多的飞页有五六张。”
程耳感谢于冬的支持和配合，使得他们拍摄进程很从容，“这一次几乎都是我们搭建的景，所以就跟上班一样，演员每天都去片场。有三四天，或者两三天，剧本的内容都已经拍好了，但我还是会让他们都扮上妆，我在现场会即兴写。其实最后电影成片用到了很多，包括开篇的很多戏，都是原剧本里没有的。我觉得这一部分都是随着拍摄、随着每个演员的表现，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那一部分，而即兴的这一部分是特别珍贵的，也是在我们最终的完成片里用了特别多的。”
梁朝伟在看了《无名》的剧本后很喜欢，之后看了《罗曼蒂克消亡史》，就决定接演。程耳透露，那时给梁先生看的剧本其实很简单：“大概只有30页纸，一个框架，他说还不错，可以合作试试看。正式开拍后，因为每天在飞页，梁朝伟说，导演，我普通话不行，需要台词老师，你可不可以提前一天给我飞页？所以，我尽量提前一到两天给他飞页。久而久之，这个剧本渐渐地也就成型了。传君说他一直没有看到完整的剧本——确实，我们大概差不多快要杀青了，我才终于在一天下午给了所有人完整的剧本。”
与其说是强迫症，不如说是本能
程耳是著名的“细节控”。《无名》在剧本打磨、布景细节、道具考究上可以说都做到了极致。拍摄时圆桌上的烟灰缸、窗户打开的角度都很讲究；短暂出场的道具蛋糕是从上海最好的餐馆新鲜出炉的。程耳笑说大家都说他是强迫症，但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本能。
《无名》全片采用阿莱65摄像机拍摄，这是一款迄今为止都被称为“地表最强”的摄像机。它不仅能拍出明亮里的反差，暗下来以后，会有不同层次的暗，暗里面还有反差。程耳说：“我希望让画面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享受，包括服装、造型，食物也好、每一次剧情的编织也好、每一次伏笔也好，它最终会融汇到电影这个完整的产品中去，然后感染到大家，让每一个不同的观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都能得到独特的收获。”
《无名》中有很多吃饭的戏份，程耳说：“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吃饭，而人生中很多重要的时刻，都是发生在饭桌上。”
可是吃饭的戏并不好拍，程耳认为很有挑战，“你一旦拍好，它的那种生动感是扑面而来的，是你用其他的环节很难去取代的。我们这次也拍了大量吃饭的戏。吃饭中的细节，直接参与到了我们叙事之中。另一方面，我自己就特别爱看电影里吃饭的戏，有时候能给自己看饿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吃饭的戏拍得成功的标准。饭桌上看似挺平静，饭桌下面波涛汹涌，它有一个反差，有一个台上和台下的关系。”
《无名》的幕后团队不惜耗费大量精力，最大程度还原了那个年代，也真正凭借作品做到了导演程耳当初的承诺——“带观众去看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造型设计吕风珊特地从海外订购所需的布料，对细节的考究严格到了蕾丝与发饰，要确保服饰既能贴合角色性格，又要富含民国年代感；视效总监王晓伟为了在影片中还原历史画面，亲自去广州、佛山和汕头的街头，一栋一栋地寻找老房子，他还用同样的执着还原了上海弄堂；动作指导陈超为一场打戏做了三套方案的设计，还带着动作组提前尝试了至少四个小时，而这场打戏整整拍摄了九天。去剧组探班后的于冬曾感慨道：“程耳每天在剧组工作都超过了16小时，这是一个非常执拗、非常疯狂的导演。”
拍戏基本都打尾板，不打头板
出演《无名》的很多演员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剧组在拍摄时非常安静，程耳说自己在拍摄中也反复强调这点：“我说我们现在有了剧本，各个部门都已经到位了，现在要进入拍摄了。那么在拍摄期，我希望以我为起点，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护演员，要保护每一个演员微妙的情绪。因为演员跟其他的工作人员不一样，电影需要他们直接贡献自己的身体、贡献自己的五官，在现场，他们的情绪是最脆弱的，他们的情绪是最需要去关注和保护的。所以我说打板不用那么响，我拍戏基本都打尾板，我从来不打头板。不然‘啪’一下，演员情绪都被影响了。我觉得在整个拍摄期，我所有的工作，百分之八十就是在维护和保护每一位演员的情绪。”
程耳认为《无名》是他迄今拍电影完成度最好的一次：“整个剧组的方方面面，我觉得我们磨合到了一个最好的程度，这次电影的完成度非常高。对我来说留下的遗憾其实非常少。”程耳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导演，虽然拍的电影不多，但都留下了痕迹，“对得起这个行业和自己的职业。”
而对于自己拍片不多，却能为观众接受，程耳在表示幸运之余，也表示自己时刻牢记不要低估观众：“创作者和观众的审美之间，更多是相得益彰的，不要觉得观众会理解不了，不要认为自己比观众更懂审美，不要觉得自己比观众更懂人性。”
也因此，程耳说自己每一次都在很用心地架构一个故事，把电影当作结构既简单又复杂的建筑物，就像音乐一样会有主题、有过渡、有“桥”、有变奏。实拍阶段更是会时刻注重风格感的统一：“每一天在现场，我都在试图找到跟剧作一以贯之的语境，把有差异的演员统一到剧本语境中。电影最大的价值就是借助影像和故事，让大家进入情景，带来一些感动，看完影片之后，还能够留下思索。”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图/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