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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家的地不好种——中国海外农业发展困局

本文来源:重庆青年报

海外种地风险颇高,就在2014年7月29日,人民网还报道了中国企业在俄罗斯种的粮食运不回来的新闻。

别人家的地不好种

——中国海外农业发展困局

2009年8月27日下午,辽宁农民曹立发打开电视听到缅甸果敢地区武装冲突的消息,心凉了半截,因为他在当地种的香蕉虽已成熟,却只能烂在热带森林里了。

海外种地风险颇高,就在2014年7月29日,人民网还报道了中国企业在俄罗斯种的粮食运不回来的新闻。

从援助到返销,浙江人走在前面

到海外种地并不新鲜,19世纪70年代,美国在中美洲国家占用土地生产粮食水果,还控制了一些国家的运输路线。1940年,英国在坦桑尼亚南部坦噶尼喀省的大片土地上种植花生,打造了“花生草原”。

过去外国农业投资主要是私人行为,1991年苏联解体,大批欧美投资者趁机抢购了大批土地和集体农场。

20世纪50年代,中国最先以农业合作的形式签订援助项目,购买或租用土地设立示范农场,为其提供技术援助,农产品直接销往本地或第三方国家。

1959年—1979年,中国先后帮助几内亚、马里、坦桑尼亚等12个国家建设87个农业项目。20世纪60年代,中国帮助马里试种甘蔗取得成功,开创了马里自产食糖的历史。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到海外种地开始演变为公司行为,开始注重国内需求。到21世纪,中国政府开始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国务院在2010年1号文件中曾提出:“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和农业资源开发合作,制定鼓励政策,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

中国“走出去”最积极的是浙江人,截至2010年6月,已有50万浙商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农、林、牧、渔等产业,承包土地面积超过300万亩。

据国务院信息办公室2011年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仅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就有72家,仅黑龙江在俄罗斯从事农业开发合作的企业就达110家。到2010年,中国的海外农业项目包括35所示范农场、47个技术站、11个畜牧项目、15个渔业项目、47个农田水利项目、以及66个其他类型的项目。

海外种地仍处初级阶段

虽然中国在努力“走出去”,但走得很艰难。无论是不可控因素,还是配额不定,都是中国企业的软肋。

中国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重庆青年报记者,“到海外种地的中国企业几乎都亏本。农业是个微利行业,效益回收周期长,至少要5至6年才能收回成本,而这期间一旦受经济、政治和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投资就会遭遇风险。到目前还没有看到特别成功的案例”。

土地资源稀缺让很多国家提高了准入门槛,或进行反垄断限制。2010年8月,巴西出台法令规定外资企业或外国人控股的巴西企业,不得购买或租赁250至5000公顷的土地。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2012年8月发布的报告《农田水利:中国海外投资》显示,中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有86个项目,其中32个悬而未决,包括因阿根廷法院禁令而停止的占地30万公顷的项目。中国企业在海外种地10多年,主要有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研究开发和战略联盟四个类型。

海外投资农业多是“开垦的荒地,企业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巨大”。李国祥表示,是否在替人开荒还不好说。

此外,由于粮食进口配额不定,企业很难进行规划种植。产品回不来,当地市场又无需求,企业就只能赔钱了。由于粮价不稳,一旦上涨,很多国家就会限制出口,比如阿根廷对出口大豆征收44%的关税,另一些国家甚至干脆就禁止出口。”黑龙江省对俄农业产业协会会长李德民说。

最致命的是,中国在海外农业投资保险方面的保险政策覆盖范围过窄,企业在种植、生产、加工环节所受损失不在赔偿范围。“赚了赔了都是自己的”,李国祥说。

然而,美国1971年就为本国农业企业赴海外投资提供了政治风险类的投资保险服务,可对国有化、战争和投资收益汇出三类政治风险进行保险。

是地少人多而非“新殖民”

中国在海外大量种植农产品,虽然一度被一些国家指责实行“新殖民主义”,但中国人口多,人均可耕种面积少,这才是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根本原因。

李国祥表示,“中国的‘走出去’战略目前还处于试探性阶段。企业到海外种地,开辟了企业新的能源生产基地,拓宽了企业的生存空间。同时,境外项目的建设也带动了一批农业技术、设备和劳务的输出。据统计,黑龙江省每年向境外输出劳动力2万余人”。

从全球可耕种面积上看,巴西可耕土地面积为5.27亿公顷,相当于全球现有水稻、玉米、小麦和大豆种植面积的总和,也就是说仅巴西就能再养活一个地球。

非洲可开发的耕地面积达8亿多公顷,实际利用率只有1/4,仅苏丹一国,耕地面积就有16亿亩,但人口只有6000万。

而有13亿人口的中国可耕种面积仅约1.2亿公顷,且在不断减少。新华社2007年4月报道,在1996年至2006年间,中国稻田共消失了300万公顷。

但需求却在上升,尤其是小麦、大豆、香蕉等基础产品。中国是橡胶最大的消费国,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将消耗世界1/3的橡胶。老挝—瑞典高地农林研究项目组2006年报告显示,中国在老挝的玉米种植地有1.3万公顷,种植的玉米90%都销往中国。

中国的粮食自给率虽高,但农产品存在着结构性短缺,大豆和油料作物就是其中的软肋,70%以上的大豆需要进口。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2008年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大豆可贸易量为7500万吨,而2007年中国进口大豆(含进口植物油折算大豆)就高达4600万吨。如果要实现大豆自给,就要增加2亿亩耕地,相当于增加5个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土地来种植大豆。“这是中国农业的战略性规划。”李国祥说。

国家战略应有国家保障

农业开始进入海外农耕时代,野村证券分析师理查德·弗格森也表示,“21世纪,农业正步入一个新的浪潮”。由于国内需求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中国开始了农业2.0时代,将海外耕种上升到了战略规划层面。

面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种种困境,中国应将海外种地纳入整体的统筹规划,从国家层面上对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进行政策扶持。整体统筹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和即将“走出去”的企业,有规划地与东道国进行沟通与合作。在国家的指导下有组织、有步骤,并利用政策导向和业务推介进行农业生产。

此外,海外种植量的规划也应提前做好生产配额,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如借鉴日本模式,先有销路,再进行针对性生产,在销路和销量问题上,借助国家政策和外交把关,保证生产和销路,降低配额不明确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战争、政策变动等不可控因素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种地的致命威胁。因此,中国应该加大对类似不可控因素的保险,借鉴美国1971年制定的政治风险保险服务,或日本针对专门项目设立的保险基金,制定适合中国的保险模式,让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更好地发展海外种植,也让即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更有信心。

日本海外种地已有60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企业开始在东南亚置地种粮,但由于当时东南亚社会不稳,政权更迭频繁,日本企业的投资几乎损失殆尽。70年代,日本改变策略,在世界上适宜农业开发的地方先确认国际社会、日本和土地供应国的利益交汇点,后向当地提供农业发展援助,接着再引入商贸企业参与。

在60年左右的海外种地探索中,日本成功找到了分散政治和经济风险的方法。

如今的日本是海外种地最积极的国家之一,与巴西、阿根廷、俄罗斯、乌克兰、中国、印尼、新西兰、美国等地的农场签订了玉米等作物的种植协议,在世界各地拥有1200万公顷农田,相当于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

日本不再大规模直接买地种粮,而是采取与多方合作的方式。日本几乎没有完全独资的农场,大部分以共同出资的方式与当地人合作经营。在投资比例上,外国政府以提供土地等方式出资51%,日本以提供农业机械、基础设施的方式出资49%。

日本也不直接在海外农场种植玉米、大豆等大宗作物,而是通过与当地农户签订购买合同的方式来确保供应,2006年在山东成立的朝日绿源有限公司的生产销售模式就是如此。

此外,日本还与竞争对手合作,2006年,日本三井物产与美国的CHS、巴西的PMG贸易公司,联合成立了合资公司,由于美国、法国控制了巴西大豆的生产流通,日本也通过合作逐步渗透直至控制巴西大豆生产的各个环节,最终确保本国的大豆供应。

文/重庆青年报记者 马荣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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