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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岭南

本文来源:光明日报

  被误读的岭南  “岭南”这个概念,长期以来就是身处中原者对南土的指称,是他者建构和使用的概念,因而天然就带有着某种不解、猎

  被误读的岭南

  “岭南”这个概念,长期以来就是身处中原者对南土的指称,是他者建构和使用的概念,因而天然就带有着某种不解、猎奇,以至排斥的色彩,是中原文化优越心理的间接反映。“古人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语出郦道元《水经注》)五岭阻隔的不仅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内外,也是化内与化外之别。

  因五岭而起的化内与化外之别,是客观存在。但当我们仔细地爬梳一些史实,尤其是跟随着那些从中土来到岭南人物的脚步,追寻着岭南文明进程史时,我们蓦然发现,在中国文化史上,岭南的荒蛮,很大程度上是中原未至者不了解与猎奇所致,是南来者悲苦意绪的渲染,是有意无意的误读。他者建构,岭南话语长时间缺位,使千百年来岭南形象被妖魔化。

  而这份误读与妖魔化,我们最早可以追溯至汉代马援身上。马援以底定岭南之功官至伏波将军,并以其老当益壮、马革裹尸气概得到后人崇敬,为人所忽略的是,他身上还裹挟着有关岭南的重重迷雾。其中既有因其自身无心而生者,也有他人有意栽赃而致者,但无例外地误导着后来者对岭南的初始认识。

  唐神龙元年(705),沈佺期因谄附张易之被流放州(今越南荣市),其《入鬼门关》诗中开头两句曰:“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正是传说中言,奠定了作者对岭南的第一印象。

  《旧唐书·地理志四》记载相关传说:“(容州北流)县南三十里,有两石相对,其间阔三十步,俗号鬼门关。汉伏波将军马援讨林邑蛮,路由于此,立碑石龟尚在。昔时趋交趾,皆由此关。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谚曰:‘鬼门关,十人九不还。’”那么,当初南征到此的马援,又有着怎样的亲身记述呢?《后汉书·马援传》载,建武十九年(43)正月,马援因南击交阯,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被封新息侯,援犒劳军士时,忆及当时情事云:“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墯水中。”这是马伏波留给后人的岭南印象。

  如果说,以“下潦上雾,毒气重蒸”状写岭南湿热多瘴,对于多来自中原的马援军士而言,或许还算是一份真实的感受,“仰视飞鸢跕跕墯水中”则显然是夸张演绎,可入小说家言了。马援出于谢恩及慰劳军士之目的,极言南征之艰辛,是情有可原的。然而,以讹传讹,真假莫辨,到了《旧唐书》记载,到了沈佺期笔下,则已由鸟及人,衍化成“十人九不还”“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了。

  岭南在唐诗中是最常见的贬谪之所。当一位又一位士人怀着满腹悲苦蹒跚而来,他们一方面不断地书写其心中的冤屈悲苦,一方面总是在有意无意间渲染岭南的荒蛮,化用岭南历史上种种相关传言,凸显其环境之恶劣、民风之粗野等等。越是心存悲愤,便越要凸显其荒蛮,将万千怨愤敷衍其上。

  事实上,倘若身临岭南,而不怀有先入为主之见,或是别有用心,所见实在未必如此恶劣。早于马援200多年前,曾两度出使南越国的使臣陆贾,滞留时间不短,游历亦广,回朝复命后撰有《南越行纪》,记述岭南一带地理位置、风土人情,无疑更准确可靠。虽然此书已佚,仅存几则,是晋嵇含《南方草木状》所引文字,但从中我们感受到的岭南要可爱得多。

  其一是记载罗浮山上的胡杨梅和山桃。“罗浮山顶有胡杨梅,山桃绕其际。海人时登采拾,止得于上饱啖,不得持下。”罗浮山顶遍绕杨梅、山桃的动人景致,是不是也足以对此后一代代文人隐士们产生强大吸引力呢?

  其二记录了岭南花草、风俗人情等。“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这段话透露给我们的至少有两层信息,一是南越接受外来影响之早,二是南越之人于花之欣赏喜爱程度。“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后世多以为是岭南人之爱花,并最终形成花市之渊源。

  大多数谪徙文人,当他们确定无疑地踏上岭南之地时,只要他们能调整心态,做到顺时而变,应时而动,直面现实,真实的生活依然颇有可观。当他们能较好地完成人生角色的转换,岭南之地反而能提供给他们更广阔自由的空间施展才华,比在朝廷更容易有一番作为。今天,当我们回望历史,便惊奇地发现,对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来说,那段曾经让他们感到莫大耻辱,被他们视为人生之大不幸的历程,竟然成为其一生中最光辉耀眼的段落。韩愈如此,刘禹锡、苏东坡亦如此。

  被贬惠州的苏东坡,在给老友陈慥回函时直言:“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貊之邦行矣’,岂欺我哉。”不自欺,也便不欺人。误会来自隔阂,当他们能感受到岭南之“不恶”与“甚厚”,也便能以自身不朽的事功和著述,照亮自己人生中这段黯淡的岁月,也造福于一方黎民百姓,这是属于士人的责任与担当。

  岭南因釆珠、贸易活动的发达,自汉以来一直是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和通商口岸。除了当地产珠之外,来自南洋、天竺、狮子国、波斯等地商船,也源源不断运来大量奇珍异宝、海外洋货。所谓“其俗诚陋,然旧多珍怪,上为国家所疑,下为权戚所望”。岭南有所谓“贪泉”之说,但也产生了大量廉吏。

  三国时陆绩,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一《隐逸传》载:“陆氏在姑苏,其门有巨石。远祖绩尝事吴为郁林太守。罢归无装,舟轻不可越海,取石为重。人称其廉,号‘郁林石’。世保其居云。”不载金珠载石还,这块“廉石”,见证了陆绩的奉公忘私、两袖清风,也可视作为岭南正名的“压舱”之石。如今,历经1800年的岁月风雨,郁林石依然矗立于苏州文庙,散发着来自岭南山水的清灵正气。

  《晋书·良吏传·吴隐之传》曰:“吴隐之,操守清廉,为广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相传饮此水者,即廉士亦贪。隐之酌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厉。”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闾,面对贪泉之水,吴隐之则是酌而饮之,并赋诗言志。贪与不贪,根源不在于是否饮过此水,不在于是否身至岭南,只关乎自身操守。任期满后,吴隐之从广州乘船返回建康时,与赴任时一样,依然身无长物,两袖清风,与某些刺史离任归还时“船载洋货,车装珍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此后的诗文中,对贪泉的咏叹也便有了新的含义。如唐王勃《滕王阁序》:“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明尹凤岐《送兄广东参政应奎》诗:“珍重平生清节在,不妨引满酌贪泉。”

  很可能,就是受吴隐之的启发,至南朝齐代时,同出岭南为宦的范云,有感于始兴浈江之修仁、邪阶之名,情动于中,乃成《三枫亭饮水赋诗》:“三枫何习习,五渡何悠悠。且饮修仁水,不挹阶邪流。”该诗为五言四句,诗风平易流畅,颇有南朝乐府之风韵。不过,南朝乐府内容几乎清一色为情歌,范云此诗却是借岭南山水之名以抒其志,宜饮修仁之水,不挹邪乱之流。他运用南朝乐府抒情技巧,表达自己来到这岭南山水间的独特情怀,不见了缠绵悱恻的情爱声色,代之以修仁义、去邪流的高尚情志,诗歌思想境界为之净化,表达技巧更趋自然平实,声色与风骨兼具。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范云是如何得岭南山川之助,又汲取南朝乐府养分,使诗歌在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上都得到提升,臻于成熟。

  吴隐之是著名的廉吏,范云的清廉也是出了名的。在始兴的三年仕宦生涯,范云以其自身的清廉、德政及其奖掖后学,对当地民风、政风和文风的影响,都是史有确载的。

  如果我们再拓展一下视野,不难发现,历史进入到六朝,在范云之前,已经有一任紧接一任的清官良吏接掌始兴行政长官,励精图治,迎来了属于始兴的高速发展时期。据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三十二《宦绩录二》,列举晋时良吏25人,其中为始兴相、太守的只有张茂度、尹虞、邓骞三人;列举宋时良吏17人,其中为始兴太守、内史的已有5人:徐豁、陆徽、檀和之、沈法系、孙奉伯。而且,这5人中,4人都集中在元嘉年间先后为始兴太守。徐豁在元嘉初,陆徽在元嘉十四年,檀和之在元嘉十六年,沈法系在元嘉末。其中,徐豁与陆徽二人,都是事列《宋书·良吏传》的。

  历史选择了始兴,在范云之前,便已有了这一长串清官良吏,接力施以良政,从而共同促成了始兴成为岭南最早的文化中心之一。数百年的经济、文化积累,将原本贫瘠的荒地逐渐滋养成沃土,到盛唐才可能出现张九龄这样土生土长的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

   (作者:陈桥生,系《羊城晚报》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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