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

　　现如今，年轻译者喜欢抛头露面，不遗余力推介自己的译作。老一辈翻译家则承续传统，居多甘居幕后，极尽低调。饶是如此，除第一次登门拜访李文俊先生，2013年因爱丽丝·门罗获诺奖，恰巧他翻译了其代表作《逃离》，于是又做了一次电话加邮件的采访外，还有两次机缘巧合遇见他，想来实属幸事。

　　那是在傅惟慈先生生前居住的四根柏小院，我们几个人正聊着，李老披着浓浓的暮色进来了。我记得他一进院门就和傅老互相打趣，至于说的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我当时就好奇，都说同行相忌，他俩却相处如此融洽。后来见他们有一搭没一搭说着，逗得我们很是开心，才想，真是俩老顽童，性情相投不说，还都活得极为明白。我又想起，2009年采访李老，临近结束，他三十开外的独生子突然开门进来了，看他穿衣打扮、言谈举止，与他和同为翻译家的夫人张佩芬大异其趣，想来他们是任由孩子自由生长的吧。李老说，他儿子是软件工程师，没有继承他的“衣钵”，他却从不觉得遗憾。他自己本就凡事持守自然之道，生活也少有波折，自大学毕业后进《世界文学》杂志社做编辑，就再也没离开过。他们一家人那时还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自己交一点房租，就这样对付着住了好些年。”直到我采访他的那年早些时候，他们才出钱把这所房子买了下来。

　　第三次见到李老，是在一次外国文学会上。我提前到了会场，恰好坐在他身后。让我颇感惊讶的是，过了好多年，他居然还认得我，并且不像一些名家，为身份尊卑计，即便认得也有意保持距离。他说，咦，你不是那个——，傅小平吗？我经常看你文章的。然后又夸我写得好。我知道，李老对自己的文字要求甚是苛刻高，对他人却格外宽容。那次会上，青年作家阿乙也来了，那年他正当红，会议开始前，时不时有人找他签名，索取联系方式。相比而言，李老这边可谓“门庭冷落”。等到阿乙发言，他却先是向李老表示致敬，他大约说的是，他把李老译的《押沙龙，押沙龙》看了很多遍，把书翻烂了，而且在空白处都写满了文字。

　　事实上，有太多作家像阿乙那样，受了李老译福克纳作品的影响。李老坦言，向中国读者翻译、介绍福克纳，让他有不枉此生之感。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福克纳以艰深著称，而李老却以令人钦佩的勇气和毅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翻译了其中最为艰深的作品：《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并不辞辛劳编写了福克纳评传和画传，编译了《福克纳评论集》《福克纳随笔全编》。李老不无风趣地说：我是老黄牛拉耕犁，算对得起他老人家。

　　此话信然。从1980年2月开译《喧哗与骚动》，李老一直到1982年6月才将全书译出。“大概总有两年，这本书日日夜夜纠缠着我，像一个梦——有时是美梦，有时却又是噩梦。”被普遍认为最难译的《押沙龙，押沙龙！》，对他则是一个更大的“噩梦”。他说，法国福克纳专家莫里斯库·安德鲁译过多部福克纳作品，独独没译这一部，就因为它太难翻译。后来，李老拣起此书，花了整整三年，终于在68岁时翻译完这部作品，却也因此累垮，心肌梗塞发作住进医院。

　　当然翻译福克纳，于李老而言，苦并快乐着，间或也发生点趣闻轶事。譬如，翻译《喧哗与骚动》时，他曾写信请教钱钟书先生。“他回复说：‘福克纳的东西很烦闷，但存在必有它的理由，翻译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尽管钱钟书语带机锋，看似对福克纳有不敬之嫌，对当时的他来说，却仍不失为一种激励。最让李老感慨的是，2007年春节前夕，已经有些时间没见面的杨绛先生，忽然打电话给他，说有重要事情商量。去她家后，杨绛郑重指出他的随笔集《天凉好个秋》序言里有一处纰漏：他的生日农历和阳历不合。杨绛在仔细推算后，说：“你跟钱钟书原来是同一天生日。”

　　翻译福克纳的艰辛，也让李老对翻译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在他看来，虽有两种文化阻隔，当译文以崇尚简洁、清晰的汉语形态出现时，也得尽力原汁原味地保持文本的美学价值。“一个真正的译者必须要有‘手段’，把散见各处、或埋伏较深的‘脉络’、‘微血管’、乃至各种‘神经’一一理清，把握好它们的来龙去脉，如此才能还原出一幅完美的原图。”也因为李老自觉做到了，他对自己的译文颇感自信。他曾花两个月时间翻译大诗人T.S.艾略特的诗剧《大教堂凶杀案》。他信心满满地表示,别看这是一出诗剧，他做的可是件“史无前例”的工作。“这部重要诗剧，在我之前还没有人译过。尤其是其中‘神父的布道’一节，即使有人翻译，能做到准确把握的人也是少有的。”

　　反观1979年前后，国内知道福克纳名字的人可谓“寥若晨星”，更谈不上有人从事这方面的译介工作。李老翻译福克纳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不止于此，他还“史无前例”地和施咸荣等四人合译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在“文革”期间作为内部书出版；他是卡夫卡《变形记》最早的中文译者。他还翻译过海明威。“‘文革’结束后不久，译文社找我翻译《丧钟为谁而鸣》，译了几万字后才知道已经有人翻译，且被某领导推荐给了出版社，自己的译稿只好就此‘搁浅’。”然而正因为此，李老阴差阳错“遇见”了福克纳。

　　李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来形容当初选择翻译福克纳的“壮举”，因为他深知他面临的将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这么说吧，我孤军作战，打的就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李老翻译福克纳，可不就是和福克纳“搏斗”嘛。幸运的是，他成功了！